1931年1月7日，在武汉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回到了上海，和好朋友丁玲、胡也频重聚在了一起。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友谊，早就在文坛引起了不小风波，并且夹杂着一点三角恋爱的色彩。作家李辉英曾在《记沈从文》中这样描述道：
他们可以三人共眠一床，而不感到男女有别。他们可以共饮一碗豆汁，嚼上几套烧饼、果子，而打发了一顿餐食。有了钱，你的就是我的，全然不分彼此；没有钱，躲在屋中聊闲天，摆布了岁月；兴致来时，逛北海，游游中山公园。又三个人同趋同步，形影不离。
丁玲和沈从文都曾斩钉截铁地否认彼此互有情愫，我们当然没必要将心思花在猜测“二人是否有感情”一事上。但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沈从文和丁玲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他们是湖南老乡，在一穷二白的时候相识于北京，此后一起探讨文学，一起合作办刊物，一起住在同一套公寓里。丁玲和胡也频一吵架，当和事佬的也总是沈从文。
从北京到上海，从20年代到30年代，沈从文都保持着这种亲密关系，甚至一度令胡也频吃醋。丁玲走上文学道路，也跟沈从文有不小的关系，尽管后来她并不承认这一点。但我们看丁玲初期的小说，不难发现她在风格上明显受到了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比丁玲更早步入文坛，当时他写的小说，一般都会先给丁玲看。
沈从文是1930年秋离开上海去武汉大学任教的，当时丁玲已经有孕在身；一个学期后沈从文回到上海，丁玲已经生下了小孩。看到丁玲、胡也频、胡小频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沈从文自是无比高兴。但没想到的是，十天后发生的一件大事改变了一切。
沈从文回到上海的第十天，丁玲、胡也频的房东的儿子去世了，他们想要送一副挽联；又想到沈从文的字写得好，便去找沈从文帮忙写字。说到沈从文的字，有必要说一下一段趣事。
当年丁玲刚到北京时，在非常无助的情况下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当时，沈从文已经在文坛有一定名气，很多作家也都认得他的字。丁玲的字和沈从文的字比较像，鲁迅先生便误以为那是沈从文写来作弄自己的，因此没有回信。后来，鲁迅先生曾为此表达过歉意。而这，却也可以看出沈从文和丁玲之间的缘分，当时他们还不相识。
言归正传，胡也频找上沈从文并说明来意后，沈从文欣然同意。于是，胡也频便出去买写挽联的布。但是，直到傍晚，胡也频都没有回来。沈从文跑到胡也频家，而丁玲却说他一直没有回来。两人意识到，胡也频很可能出了什么事。当时胡也频是“左联”的骨干之一，而上海的风声正紧。
因为丁玲要照顾小孩，寻找胡也频的重任自然落到了沈从文头上。沈从文跑遍了所有朋友家，但都没有打听到胡也频的消息。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可怕的事实——胡也频被捕了。于是，沈从文又四处打听哪里有“抓捕事件”。直至第二天傍晚，沈从文才得到胡也频的消息。胡也频托狱卒送出了一张封信，上面写着：
我遇了冤枉事情，昨天过你住处谈天，从住处出来到先施公司，遇女友拉去东方旅馆看个朋友，谁知到那里后就被他们误会逮捕了。请你费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请吴经雄律师。乘我还不转移龙华时，进行诉讼。你明白我，一切务必赶快，否则日子一久，就讨厌了。奶奶处请你关照一声，告她不必担心。我的事情万不宜迟．迟了会生变化。我很着急。
信中的胡先生指的是胡适，蔡先生则是蔡元培。这两位先生影响力很大，和当局关系也比较亲近，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时都会想到他们。沈从文收到信后，马上将消息告诉了丁玲。狭小的房间里，两个既开心又忧愁。开心的是终于知道胡也频的下落了，忧愁的是不知能不能把他救出来。
为了不使丁玲失去丈夫，为了不使胡小频失去父亲，为了将胡也频救出来，沈从文不仅写信给胡适、蔡元培，还亲自多次去往南京请一些要人帮忙。可是，除了胡适和蔡元培之外，其他人都不愿意帮忙。沈从文将蔡元培写给市长的一封信带了回来，但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寒假渐渐过去了，但为了救胡也频，沈从文没有立即返校，不惜搭上自己的前程。
最后，沈从文和丁玲得到的仅仅是一次探监的机会，当时胡也频已被关在龙华监狱。而那一次见面，竟是永别。1931年2月7日，胡也频、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五位作家被杀害于上海龙华，后人将他们合称为“左联五烈士”。丁玲得知噩耗后，没有流一滴眼泪，她的坚强令沈从文格外佩服。而沈从文，也因为耽误了去武汉大学报到的时间，失去了那边的工作。
胡也频去世之后，丁玲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沈从文。丁玲的房子到期后，无力续租，沈从文便租了一个住处，自己住一间，丁玲带着孩子和沈从文的妹妹住一间。沈从文掉了工作，正好也有大把的时间陪伴丁玲。但是，这种生活并不是丁玲想要的。她带着孩子，没法写作。最终，丁玲决定将孩子送回湖南老家，让她的母亲余曼贞抚养。
常德距离上海二千多里，再加上时局动荡，沈从文不放心这一对孤儿寡母，便主动提出陪丁玲一起回老家。这对当时的丁玲来说，无疑是最及时、最贴心的帮助。沈从文先是陪丁玲由上海坐船到汉口，再从汉口经洞庭湖到常德，差不多用了10天时间……
只可惜，后来的丁玲似乎忘了这一切。两年后发生的一场灾难，使她对沈从文心生芥蒂。
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第二任丈夫冯达出卖，不幸被捕。当时，沈从文正和张兆和在青岛，且已经定下了婚期。沈从文在报纸上看到了丁玲被捕的消息，马上想起了两年前胡也频的遭遇，心里十分着急。
沈从文平日里几乎从不参与社会论争与活动，只想安静地写作、教书、生活。但是，每当朋友有难，他总是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不惜打破好不容易得来的平静生活。上一次胡也频出事，沈从文丢掉了工作；这一次丁玲出事，沈从文又再次挺身而出。
沈从文提笔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等文发表在报刊上，言辞激愤，对此等黑暗行为进行了有力抨击。之后，又传来丁玲遇害的消息，沈从文于悲痛之中写下了一篇纪念丁玲的小说。这些文章，都足以显示沈从文的一片真心。除了写文章之外，沈从文也积极组织、参与营救丁玲的社会活动。他与蔡元培、杨杏佛、 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联名致电要求释放丁玲。
而沈从文在得知丁玲秘密关押的地址后，也第一时间从青岛前去探望丁玲。丁玲被捕后，由于保证以后回家照顾母亲，再不参与社会活动，并没有被关入监狱，只是行动受限。但是，此时的丁玲的心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创伤。被最亲近的人出卖，而自己又怀上了他的小孩，换成任何一个人想必都会怀疑人生吧。
对于沈从文的探望，丁玲表现得非常冷淡。后来回忆起此事时，丁玲曾这样说道：其实沈从文不必如此勉强来看自己，他大概是同情自己，而自己其实并不需要这份同情；沈从文是胆小的人，他没有全力解救自己，当然自己也并不怪他。
“沈从文是胆小的人，他没有全力解救自己”，问题就出在这了。除了丁玲的主观感受之外，还有一些风言风语也影响了丁玲的判断。有人说，沈从文写《边城》之前曾回了一趟湘西，路过丁玲的老家常德，但却没有去看望她母亲。还有人说，有朋友想借用沈从文的名义接丁玲母亲来上海打官司，却被沈从文拒绝。还有人说，沈从文已发表声明和丁玲撇清关系……
从1933年到1936年，丁玲被秘密关押了三年。而沈从文也误以为丁玲已经遇害，他回忆起和丁玲相处的点点滴滴，写了十多万字的作品《记丁玲》。其实沈从文所做的一切，都足以表明他对丁玲的真情，只是丁玲不再愿意去相信他了、宁愿去听信流言误会这位曾经最好的朋友。
40年代，沈从文因为创作倾向和思想不被认同，屡受批评打压，处境日渐艰难。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继续留在了北京。49年春天，丁玲回到了北京。沈从文马上前去拜访，他是多么希望丁玲能伸手帮他一把啊。然而，这次重逢，却伤透了他的心。
沈从文和张兆和特地带上当年看望幽居南京的丁玲时．为丁玲的儿子拍的照片。但丁玲拿到照片后，没有任何激动或高兴的表示，只是不在意地放在一旁。对于沈从文的求助，也只是淡淡地敷衍几句。与丁玲相见之前的沈从文，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而与丁玲相见后，他更感到绝望。
沈从文想不明白，就算自己思想落伍，落在队伍后面了，但为什么连个归队的机会也没有？为什么旧日的朋友，要这样冷冰冰地对待自己？难道自己，已经无药可救，完全被时代抛弃了吗？不久后的一天，迷茫困惑的沈从文选择了自杀，用小刀割破手臂上的血管。被救活之后，沈从文仍恍惚了好几天，身在病房里却认为是被关在监狱里。
丁玲对沈从文的冷淡，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她自己也有一些历史问题，和沈从文走得过近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没几年后，丁玲本人也因三年关押期间的问题而遭遇不幸。或许，早在三年关押期间，她就明白了自己与沈从文不是一路人，于是她宁愿选择自欺欺人地去误会沈从文，好让自己坚决一点。
又二十多年过去后，丁玲又因沈从文当年写的《记丁玲》而大骂沈从文。丁玲认为，沈从文说自己、沈从文、胡也频三人“同住”，有损自己的名誉。书中“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她的年纪已经有了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对于肉体与情魔的电影印象则正时常向朋友提到”、“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 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之类的表述，亦令年老的丁玲感到极为厌恶。她或许已经忘了，早在30年代时自己就看过这部作品，但却没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但半个世纪后，丁玲却因此而发文章大骂沈从文：
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
沈从文经历数十年磨难之后，也不在意这昔日好友的一击。只是默默承受着一切，偶尔在心中跟朋友吐槽一下，从未在公开场合反驳过。对此，黄永玉曾这样说道：
沈从文一辈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女对他反啮，倒是从不想到报复。这原因并非强大的自信，也不是没有还击的力量，只不过把聪明才智和光阴浪费在这上面，早就不是他的工作习惯。
1986年，丁玲逝世。2年后，沈从文逝世。这对曾经好到可以同盖一床被子的好朋友，最终竟老死不相往来，不禁令人悲叹。孰是孰非，读者自有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