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所藏三希堂旧物乾隆间宫廷画家金廷标《献之学书图》一轴，画的是王献之童年学书的故事-据说“子敬（王献之）五、六岁时学书，右军（王羲之）潜于后掣其笔，不脱。乃叹曰：此儿当有大名。＇”这段故事，历代相传，未听说有人怀疑过。但我们并不相信。因为执笔牢固与否，对书艺优劣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关系。乾隆时代，内府新辟“三希堂”，保藏二王以下历代书迹名品。金廷标根据传说绘制此图，以为藻饰，本来是寻常事。

故宫博物院杨新先生曾为我联系摄取金廷标此图照片，看到王献之端坐学书，凭的是高案。大家知道，晋代习俗还是“席地而坐”，金廷标书王献之凭着高案写字，显然与时代不合。至于王献之端坐学书，笔管垂直，那就更值得研究了。

写字执笔方式，古今不能尽同，主要随坐具不同而移变。席地时代不可能有如今天竖脊端坐笔管垂直的姿势。我曾注意观察古代人物故事画中所绘写字执笔方式，如相传晋顾恺之《女史箴图》，末段绘一女人站立，执笔欲写，笔管便是斜的。此图虽非顾恺之真迹，但文物界多数认为是唐代高手根据顾恺之原作临摹下来的。其次如相传唐阎立本《北齐校书图》、宋李公麟《莲社图》、梁楷《黄庭换鹅图》······尽管都属相传之作，有些肯定是后人摹本，仍不失为研究古代执笔方式的重要宝贵资料。各图执笔，无疑也都是斜的。另外，启功先生提供我一件资料，日本中村不折旧藏新疆吐鲁番发现的唐画残片，一人面对卷子，执笔欲书。王伯敏先生也为我转讬段文杰先生摹取甘肃安西榆林窟第廿五窟唐代壁画，一人在树下写经。以上各图，也无不是斜执笔管，从来未看到唐以前有笔管垂直如我们今天那样的。这许多例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吧？

关于执笔，历来谈书法的都认为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并且看成很烦难，很神秘。

文籍记载：“（钟繇）于韦诞坐中见蔡邕笔法，自拊膺尽青，因呕血。魏太祖（曹操）以五灵丹活之。苦求邕法，不与。及诞死，繇阴令人发其墓而得之。”又有记载：“晋太康中，有人于许下破钟繇墓，遂得《笔势论》。翼（宋翼 钟繇弟子）乃读之，依此法学，名遂大振。”这种故事，近于神话，但也是历代相传，成为书法界的佳话。唐朝人非常讲究笔法。孙过庭《书谱》中曾提到“执笔三手”，可知当时执笔有三种方式，但无名目，也无图样。后来韩方明著《授笔要说》，叙述“把笔有五种”，名称是执管、管、撮管、握管、搦管。虽、无图样，却有简单名称。五种把笔法中，还没有提出“拨镫”的名称。再后林韫有“拨镫四字法”，陆希声有“拨镫五字法”，五代李煜于五字之外又增加两字，称为“七字法”。以上诸说，算陆氏五字法对后世影响较大。

清戈守智《书法通解》共列十二种执笔名称及图样，总结历代书家执笔经验，以供书法界参考，有它一定的用处。但诸书作者思想上似乎有一个共同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大家未想到各时代执笔方法是随着各时代生活用具的不同而移变。照他们的说法，好像自从李斯、蔡邕、钟繇、王羲之以来，直到清代，各时代的生活用具都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有人记述传授笔法人名：“蔡邕受于神人，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张）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又有人说：“古之善书，鲜有得笔法者。唐陆希声得之，凡五字，擫、押、钩、抵、格，······谓之拨镫法。希声常言：昔二王皆传其法，自斯公（李斯）以至阳冰（李阳冰）咸得之。希声授沙门警光。””······此类传说不一而足。

我们要问，这么长的历史时代，生活用具已多演变，高案高椅逐步应用了，坐的姿势自然有所不同。说人们写字执笔方式始终如一，有可能吗（日本现在还有斜执笔的，那是因为日本有些地方还保留席地低案的缘故）？今天我们通用的执笔方法，可以说是积累历代祖先的经验适应高案高椅用来写中、小字的一种比较妥善的形式（题榜大字又作别论）。如果认为从古以来执笔方式就是这样，或者认为今天我们把钟、王等人执笔方法学到手就能解决书法上一切问题，就能成名立家，那是错误的，没有历史观点。

赵孟頫《兰亭十三跋》中说：“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后世奉为金科玉律。我认为赵孟頫的话似乎讲得太绝对化了。所谓“用笔”，包括执笔与运笔。执笔方法已如上述。运笔变化更多，更不能说“千古不易”。个人想法如此。自问平日对书法少研究，对历史知识也太差，未敢自信，写出来请并世学者专家审议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