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是谁？那可真是家喻户晓，尤其是喜好历史的人，对这位汉朝“飞将军”的威名耳熟能详。李广，他能射雕，能驯匈奴，甚至让《史记》的司马迁都对他赞不绝口，称他为“国士”。

但让人疑惑的是，李广这样一个“神射无敌、爱兵如子”的名将，为什么偏偏在后世史家那里口碑不佳，带兵的方式屡屡被批评呢？今天我们就来掰扯掰扯这个事儿。

先来说说李广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点他表现得淋漓尽致。李广的射术在当时那可谓天下无双，《史记》里记载他“善射亦天性也”，不仅如此，李广还有个非常独特的“射术规矩”：要射就必须命中目标，倘若把握不大，宁可不射。

这样一来，他的每一箭出手，必见血，足见李广的神射功夫和心性中的那份骄傲与自信。再比如匈奴的“射雕者”，这些人是匈奴内部最顶尖的神射手，每年匈奴都要举行一次射雕比赛，能在比赛中夺冠的，必然是顶级的射手。

而这些顶级射手可不是一般匈奴兵那么好对付的。匈奴人在天高地阔的草原上奔驰，狡猾得很，他们不但善于背着太阳来掩护自己，手上的箭更是又快又准。

李广曾遇到这样一群射雕者，那时候他带着百余名亲兵追击射雕者，射雕者毫不畏惧地站在百米之外，弯弓搭箭，似乎是在对汉军表示不屑。然而李广可不是好惹的，他借着这个机会，三箭三发，两死一降，干净利落。这段故事堪称一场英雄与英雄之间的较量，让人热血沸腾。

不过，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个人英勇方面无可指摘，然而对于一支大军的长远发展，却显得有些单薄了。

李广的带兵方式，往往强调个人的勇武和战场上的直接决断，这让士兵们非常钦佩他的勇猛，但如果遇到更复杂、更需要配合的战争场景，这种单打独斗的风格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比如在汉景帝派太监来做“军事观察组”的那段情节里，李广虽然笑对太监的自我夸耀，并未过于计较，但这种处理方式显然并不利于实际军务的管理和沟通。

李广带兵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他爱兵如子。史书上说，李广平时与士兵同吃同住，生性简朴，从不搞什么特殊化。

士兵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士兵没有喝上水，他绝对不沾一滴；士兵们还没吃饭，李广也绝不动筷。这种和士兵同甘共苦的做派，让李广在军中得到了极高的威望，士兵们都愿意跟随他，甚至为他效死。

这样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确实给李广带来了很大的“人气”，士兵们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四处征战，哪怕遇到再危险的情况，也毫无怨言。

可以说，李广赢得了人心，赢得了士兵们的尊敬和拥戴。他爱兵如子的作风，表面上看与《孙子兵法》中所说的“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渊；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非常吻合。

然而，爱兵如子也有问题。在军事管理上，李广的这种方式其实缺乏足够的纪律性和严谨性。他的军营常常是随便找个水草丰美的地方就安营扎寨，晚上也不安排什么巡逻，更别提那些复杂的阵势安排了。

李广认为，只要在营地外围派些侦察员，足以应付敌人的突袭，这样士兵们就能得到充足的休息，保持充沛的战斗力。这样的方式虽然让士兵们感到放松，但也正因此，李广的军营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敌袭时，往往缺乏足够的防御准备。

程不识对李广的带兵方式有过评价：“李广军极简易，若胡虏骤然来犯，一时恐难抵抗；然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

言下之意，李广的军队虽然上下放松，士兵们乐意为他效死，但在面对突然袭击时很难迅速有效地组织反击。而程不识则因为平时的严格管理，即便没有李广那样的个人魅力，却也能让匈奴不敢轻举妄动。

两人带兵方式上的这种对比，实际上体现了“严”和“宽”在军队管理中的交锋。程不识的方式虽然让士兵辛苦，但却是为了整支军队的长期战斗力。

而李广的宽松管理，在士兵们眼里无疑是“仁爱”的象征，但在后世史家的眼中，这种方式存在太多风险，尤其对于匈奴这种游击性质的敌人，李广的军队一旦没有足够的警觉，可能在瞬间就会被攻破。

李广的带兵之道，也引来了后世不少史学家的批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明确表示，“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的方式虽得士兵拥戴，但这种不立规矩的管理方式，其实是把整支军队的管理压力全都扛在自己一人身上。

士兵们不需要遵守军规，全凭对李广个人的崇拜来支撑战斗意志，这种局面在李广在位时或许可以运转，但一旦李广离开，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就很难维持下去。

司马光还指出，“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意思是，程不识那种严谨的管理方式，虽然未必能像李广那样建立赫赫战功，但至少可以保证军队不至于在突袭中溃败。

而李广这种过于宽松的方式，则很容易导致在关键时刻全军覆没。司马光的批评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李广一生并没有带领他的军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相反，多次与匈奴的对战都以失败告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军纪不严，防御不够。

这种“人治”的方式不仅不安全，而且在将领变更时，很可能导致军队在管理和战斗力上的崩溃。王夫之指出，真正的名将应该兼有李广和程不识之长，既能“将兵”，又能“将将”，既能够爱兵如子，又能严格军纪，这才是军队长期发展的根本之道。

李广的带兵方式，有其独特的优点，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优点在于，李广以身作则，清廉正直，与士兵同甘共苦，因而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和爱戴。这样的领导方式，的确让士兵们在战场上愿意为他拼死一搏。

尤其是李广那种不畏强敌，敢于直面匈奴射雕者的英勇气概，让士兵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他，即使是在最危险的战斗中，士兵们也没有退缩的念头。

但是，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方式，最终还是局限了李广的将才。李广的带兵方式虽然强调了对士兵的仁爱和个人勇武，但在整个军队的战略和管理上，却显得乏力。

尤其是面对匈奴这样狡猾而善于游击的敌人，李广的军队由于缺乏足够的阵地防御和严格的巡逻制度，往往在对战中处于被动地位。

正因为如此，李广虽然多次带兵出征，但却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甚至在关键的战役中多次被俘或失利。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李广的描写，更多地强调了他的个人美德和悲剧性，而不是他在军事上的卓越功绩。

作为一个将军，李广的英雄主义固然令人钦佩，但他缺乏的是对整体军队的统筹和管理，这也是他为何屡遭史家批评的根本原因。

李广，一个“爱兵如子”的神射手，一个在士兵心中被视为英雄的将领，他的带兵方式中既有感人至深的仁爱，也有显而易见的不足。正如司马光和王夫之所指出的那样，军队的管理不仅仅依靠个人的魅力和勇武，更需要严格的军纪和制度化的管理。

李广的带兵方式，或许在某些局部战斗中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但在长远上，却难以维系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英雄有时也是孤独的，李广的一生充满了英勇和悲情，但在军队管理的道路上，他却始终没能找到那条能够兼顾爱兵与治军的平衡之道。

这或许就是他的个人魅力所在，但也是他未能最终成就“名将”之功的根本原因。李广的故事，既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礼赞，也是对如何平衡“爱兵”与“治军”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