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将出马，不减当年勇
回顾苏振华的军事生涯，其卓越的指挥才能早已得到印证。特别是在解放初期，他奉命前往贵州剿灭长期盘踞的匪患。面对地形复杂、人数号称十万的武装土匪，时任兵团政委的苏振华并未采用传统的强攻猛打，他深入分析了当地匪情特点和地理环境，创造性地提出了“铁壁合围”战术。
这一战术的核心是将广阔的雷公山地区细致地划分为多个网格状的责任区，每个区域由一个得到加强的步兵连负责清剿与封锁。部队白天如同梳子梳头一般，对各自的网格进行拉网式搜索清剿，不留死角；到了夜晚，为了防止土匪潜逃和渗透，各部队则在驻地和要道燃起篝火，连绵不断的火光形成一道道严密的“火龙阵”。这种结合了分割、清剿、封锁与心理战的综合性战术，效果显著，仅仅耗时八个月，就彻底肃清了困扰贵州数百年之久的匪患根基。
重回海军后，年逾六旬的苏振华依旧保持着战争年代养成的深入一线的习惯。他几乎每天清晨都会前往码头，仔细检查即将出航舰艇的准备状态，与官兵交流，了解实际情况。
1977年3月，在一次黄海演习期间，一艘当时较为先进的新型驱逐舰在关键时刻突发雷达系统故障。当时海况恶劣，风力高达八级，波涛汹涌，对登舰作业构成了极大风险。但苏振华坚持要亲临现场，他乘坐交通艇，在风浪中艰难地登上了摇摆不定的驱逐舰。他首先安抚了舰上官兵的情绪，随后详细询问了故障现象和排查进展。
当技术人员正在紧张地查找故障原因时，苏振华凭借他过去学习和积累的知识，敏锐地指出故障可能源于陀螺仪的安装存在偏差。事后，面对技术人员的敬佩，苏振华谦逊地提及了1947年鲁西南战役中的一段往事：为了保障刘邓大军主力部队顺利横渡黄河天险，他曾临危受命，带领工兵部队在短短三天时间内，克服重重困难，在湍急的河面上架设起十二座浮桥，其惊人的速度和工程质量，让时任司令员杨勇都忍不住赞叹这位看似“书生”的政工干部，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果敢与效率甚至超越了许多“武夫”。
治军从严，亦显铁汉柔情
经历过特殊时期的动荡之后，海军部队的组织纪律和作风建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苏振华决心从严治军，重塑海军官兵的精神风貌。在这一过程中，他处理某舰一位政治委员违规事件的方式，既有雷霆万钧的原则性，又不失春风化雨的人文关怀。
这位政委因违反规定受到了举报，苏振华在了解到相关情况后，首先在海军党委会议上对此事进行了严肃处理。他态度严厉，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种行为，并掷地有声地指出：“带兵的人自己首先要身正，如果带兵的人自己不遵守纪律，那和土匪有什么区别？”苏振华的“严”并非简单粗暴的惩罚。在公开进行严肃批评之后，他又选择了一种更为深入和人性化的处理方式。他亲自找这位犯了错误的政委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个别谈话，一直谈到深夜。
在这次推心置腹的交流中，苏振华耐心倾听，了解到这位干部之所以出现违规行为，背后有着复杂的个人和家庭因素。原来，这位政委的母亲当时正病危住院，而他因为担负着重要的战备值班任务，无法抽身回家探望，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煎熬和压力，导致在处理某些事务时出现了偏差。了解到这一不为人知的隐情后，苏振华严厉的表情有所缓和，他内心深受触动。
他当即展现出“铁汉柔情”的一面，在坚持对其错误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也给予了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关怀。他批准了这位政委的假期，让他能够立即赶回家中照料病危的母亲，尽一份孝心，还特别指示安排了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医陪同前往。
这种“刚柔并济”的领导风格，是他长期革命生涯中一以贯之的特点。早在1949年，他受命主政刚刚解放的贵州时，面对极其复杂的社会局面——既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的武装叛乱，也有各民族之间因历史遗留问题产生的隔阂与矛盾。
一方面，他以铁腕手段，坚决果断地组织力量，迅速平定了反革命武装暴乱，有力地维护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展现了他“刚”的一面；另一方面，在推行土地改革等重大社会变革时，他深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重要性，特别是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为此，他不辞辛劳，放下省委书记的身段，亲自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与当地的头人、长老们促膝谈心，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细致地向他们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的意义，解答他们的疑虑，化解潜在的矛盾。
广州舰殇，蒙上沉重阴影
正当苏振华等海军领导殚精竭虑，推动海军各项建设逐步恢复并力图有所突破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性事件，给这支在艰难中前行的队伍投下了一片沉重得令人窒息的阴影，也成为了海军和平时期历史上损失最为惨痛的一页。1978年3月的一个夜晚，停泊在南海舰队湛江港码头的广州号导弹驱逐舰（舷号160），突然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爆炸。
爆炸威力巨大，火光冲天，猛烈的冲击波震碎了附近建筑物的玻璃。这艘正处于维修状态的主力战舰在短时间内断裂、迅速沉没。这场突发的爆炸沉没事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根据事后统计，共有133名正在舰上作业或值班的海军官兵当场牺牲或失踪，酿成了和平年代海军史上罕见的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同时，一艘现代化的导弹驱逐舰及其搭载的设备毁于一旦，直接经济损失据估计高达11亿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的国家经济条件下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事故发生后，调查结论指向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人为破坏事件：据称，事故是由该舰上一名原水武部门的干部，因对其职务调整心怀强烈不满，产生了报复心理，从而采取了极端手段，秘密潜入舰艇内部，故意引爆了储存有大量弹药的武库，最终导致了舰毁人亡的悲剧。
广州舰的沉没及其惨痛代价，无疑给刚刚复职不久、正欲大展宏图的苏振华以及整个海军领导层敲响了最为沉重的警钟。促使他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海军的全面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和安全管理工作。
阅兵风波，壮志引发争议
广州舰事件对海军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为了尽快扭转低迷的氛围，振奋军心，展示海军建设的成果和决心，苏振华萌生了组织一次大规模海上阅兵的想法。在酝酿此次阅兵计划时，苏振华先向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作了汇报。
在接下来的具体筹备和协调环节，或许是对自身威望和协调能力的自信，苏振华在推进此事的具体过程中，似乎并未与海军的主要军事指挥员、共事多年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进行充分的沟通与协商。相反，他选择了直接与几位海军副司令员进行商议，并迅速敲定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方案：计划调集包括各种型号水面舰艇、潜艇在内的共120艘舰船，以及隶属于海军航空兵的80架各型飞机，组成一支庞大的海空编队，在指定海域举行阅兵式。
时值冷战高峰期刚过，世界格局依然紧张，尤其是在中国的周边海域，各种势力交错，潜在的冲突点众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支包含上百艘战舰和数十架战机的庞大舰队突然进行高调集结和阅兵活动，极有可能被周边国家和地区，乃至国际社会，解读为一种带有威慑性甚至挑衅性的军事姿态。
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得知此事后，对此深感忧虑，他迅速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充分考量了国内外大局，认为在当时举行如此大规模的海上阅兵时机并不成熟，可能弊大于利，遂决定叫停了这次海上阅兵行动。
这次未经充分协调、也未得到军委正式批准的大规模阅兵计划，最终未能实施。在1979年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同志针对苏振华在阅兵事件中所表现出的问题，对他进行了点名批评。经历了阅兵风波后不久，1979年2月7日，苏振华将军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
参考资料：[1]夏明星,苏振兰.军政兼优的开国上将苏振华[J].党史博采（下）,2010(11):8-1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