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MTV亚洲新媒体总裁吴限曾这样评价友人谢小沁：“小沁这家伙，在爹妈还是双料部长的时候，倒是夹着尾巴做人，而今家道中落了，看尽世态炎凉，她反而是昂首挺胸起来了。”

在一众从革命年代走来的“红二代”里面，谢小沁的人生经历和性情都称得上独一份的特别。

进入哈军工：“调皮捣蛋系，失去控制专业”

1947年，谢富治与陈赓司令员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陈谢兵团)，强渡黄河，进军豫西，开辟了豫陕鄂解放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也正是这一年，谢小沁在战火中出生了。

新中国成立后，谢富治历任西南军区第3兵团政治委员，中共川东区委书记、川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云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昆明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直到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等职。

谢富治是中等个，精瘦能干，鼻圆嘴阔，浓眉大眼，眼光锐利，一张国字脸，露齿看来甚温和，不笑不言语之时又极严肃，说话嘴略歪，神色似有苦相。有人观其相曰:“有福相而无福命之形。”就连谢富治的同胞兄弟谢富礼都说:“谢富治不多言但多心。”

谢富治此人并不容易亲近，但其掌上明珠谢小沁，却是没一个人不喜欢的不一样，她生得极好，结合了父母容貌之长处，肤色白皙，两道水湾眉舒展大气，眉眼端正而内蕴温润之气韵，面颊饱满红润，合中身材，她又是个逢人便带三分笑意的，纵是蓄着假小子式的短发，也难掩秀丽风姿，人送外号“雪白”。

虽然从小就被按着学习芭蕾、绘画、音乐，但谢小沁却是个喜动而不宜静的性子，她喜欢运动，15岁时便吵着闹着要骑摩托，虽然琴棋书画样样都行，最后却选择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导弹系自动控制专业，对此，她自侃为：“进入到导弹系失控专业学习。”

谢小沁的人生正是从她进入到哈军工开始发生转变的，如果说此前她只是一个“小有性格”的“红二代”，那么，隐匿身份来到哈尔滨，感受北国风情和体验工农处境后，谢小沁再不会说出：希望人人都住上黄山公馆，坐上红旗轿车”这般天真的话语了。

饱经磨砺，人格成型“离经叛道”的镜头

后来，回忆起在哈军工的往事，谢小沁的描述并非“生动精彩”、“积极向上”等等字眼，她直言：“也许是因为我自小就另类调皮，几十年过去，我的脑子里闪现的也总是些‘离经叛道’的镜头。”

初到哈尔滨时，谢小沁颇有些受不住零下几十度的低温，同女伴一行人从柞树林回到军工校园，路途不长，可抵达目的地没过多久，她就发现了副班长陈佳佳脸上的异样之处，“先是在脸蛋上冻出一片白，我这才知道，过去书里写“把脸蛋冻得通红”，原来零下几十度是再怎样也红不起来的，煞白之后，我眼睁睁看着陈佳佳的脸鼓起了水泡，好似烫伤一般。第一次见识了脸蛋还能冻起大水泡!还好只有少数人挂彩。”

也正是从那时候起，谢小沁知道了军队棉帽上的护鼻罩的真正功用，她第一次正视从前在她看来颇为古板的军规：“从此，我这个不循规蹈矩的人，对于任何一个自然区域形成的特殊要求都老实照办，哈尔滨和军队教给我的第一课就是——对大自然应有所敬畏，违背自然法则就很可能付出伤痛的代价。”

此前，在谢小沁的主观认知里，从未将自己放在娇滴滴的千金小姐这一位置上，但哈尔滨的冬天让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漫长。

“学生兵在柞树林水土不服的惨状也令我难忘。我的手指严重裂口，痛的钻心。我从小生活在南方昆明，四季如春，湿度适中，皮肤滋润。加上我皮肤敏感，从小到老，都不擦任何护肤品。”谢小沁无奈苦笑，“但在哈尔滨为了对付裂口，却用尽了各种护肤品:维尔肤、百雀羚、友谊、紫罗兰，美加净……就连蚌壳装的“蛤蜊油”，都不管用。只好十个指尖贴满胶布，这才勉强止住了疼痛。”

而她这一冻伤症状，在一众水土不服的女兵中都可算得上是适应力绝佳了。

谢小沁犹记好友庄晓琴当时水土不服，每说一次，仍忍不住摇头叹气：“这才是遭了大罪。”

“庄晓琴和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同窗6年，又同时考入军工。听说她病了，我跑到宿舍去看望，只见庄晓琴半卧在营房的大通铺上，病秧秧的模样。”那时，谢小沁忧心不已，冲上来就要架着庄晓琴冲去医务室，可床上那人只是摆摆手：“是口腔溃疡。”

谢小沁嘟囔道：“并非腹内绞痛，也不是感冒发烧，而是小小的口腔溃疡？这算什么大病？还要休息？”

谢小沁至今仍觉抱歉：“然后，我恶毒攻击她像林黛玉一样娇气。”

可床上的庄晓琴却抬了抬眼，随即张开嘴，吓得站在跟前的谢小沁一个激灵，猛退了一大步，“她的口腔内部像调色盘，紫黑红白四色齐全，粘膜上水泡，淤血，破皮，我一下子就觉得心疼了，这不要说吃饭喝水，就是说话估计都费劲。”

可在当时，好友的这一症状也没法子，就连上吐下泻、头晕高烧的那批人也只能保守治疗兼卧床休养，庄晓琴这又能如何呢？

但若说他们缺衣少食，却不太妥当，谢小沁自述：“说来也奇怪，1966年时，哈尔滨的食品供应比首都北京还要丰富多彩，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是令我大开眼界。”

谢小沁的自小就在昆明和北京长大，一上街，一进店，便连连直呼到了哈尔滨，见了“洋世面”，她呲着雪白的牙齿，拉着庄晓琴的手笑道：“看着彩色洋葱头像东正教大教堂喇嘛台一样，这和出了国似的。”

谢小沁第一次见到面包竟大如磨盘，她听旁人说这叫“大列巴”，禁不住咽了咽口水，“巧克力糖果花红柳绿目不暇接，各色食品水果洋玩意五花八门，竟然有卖冰淇淋和咖啡!如此丰富，令人眼花缭乱，这一切，我在北京根本不曾见过。”

1966年，谢小沁因公前往绥化县，她惊奇地发现，这个小县城里居然有卖冰淇淋。“我所知道的，那时的首都北京，除了北京饭店一类平常百姓不能进的饭店外，市面上唯有东安市场南门里的和平西餐厅，有卖冰淇淋和咖啡。”

1965年夏天入学后，第一个星期天，谢小沁同友人们走出校门，乘坐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进城，一路上，她都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路两旁的红顶白墙。

她虽然孩子心性，但却是极其细腻的，“从灰墙土瓦、四合院坐庄的大农村北京来到此地，感觉很不一样。哈尔滨是彩色的，他们的木窗有蓝色的、绿色的、红色的，小花园的栅栏低矮却鲜艳，这一切都像童话故事一样。”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谢小沁才知道她那一路上眼见的小洋房并非什么景区，不过是当地的普通民居。“当地中学生，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住的也是这种小洋房。”

谈到哈尔滨的人，她就更兴奋了：“我那时候不常出来遛弯，但是每次出来都能见到大街上有帅哥背着猎枪，戴着鸭舌帽，骑着电驴子车，车把手上有时还趴着条神气大狗，飞驰而过，天呐，这实在太酷了。”要知道，谢小沁十五六岁时，最逾矩的也不过就是骑着摩托车在城里慢悠悠地跑上两圈。

她发现，家中有摩托车和猎枪的工人不在少数。秋天，谢小沁他们向工人借猎枪，到山上湖边打过野鸭，做红烧野鸭吃。

在松花江太阳岛上，她和同行的人还曾在工人家的小洋房里换过游泳衣。说起那群极寒之地的热忱之士，她笑得眉眼弯弯：“这些哈尔滨工人，个个时髦。女的肤白高挑，穿毛呢长裙，大貂皮披肩，闪亮的高跟皮靴。男的高大英俊，穿皮夹克，长靴子。真是洋范儿帅气!”

宠辱不惊，清风徐来：“两块钱的社会活动家”

1969年，谢小沁进入到某军工厂，她很是自豪道：“在当时，那是可以制造轰五、轰六两种我国自行生产的军用轰炸机的军工厂。”

她对于自己进厂的原因毫不避讳：“本来我们下厂劳动，是为改造大学生和干部子女的骄娇二气，学习工人阶级的艰苦朴素。”

谢小沁当时改名换姓，知道她是谢富治之女的人甚少，再看她的做派，可谓是“极简主义”，完全看不出是一位高干子弟。

她甚至调侃道：“我和女工住在一起，发觉她们才真娇气，床铺花花绿绿干干净净，床边还要专门铺一窄条花单子，这些花单子图案花色多种多样，不仅卫生，还起美化装饰作用。我们军工学生的旧军装，经过摸爬滚打火车串联，早就油渍麻花，还没敢坐床上，女工就哇拉哇拉在一边操着上海话嫌弃我们。”

如果说谈到床单等床具谢小沁只是善意地调笑，那说起浪费粮食之举，她当真是有不平之气：“吃饭时，这些工人无论是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一个人把饭菜吃完，总要留下点剩饭剩菜倒入食堂门口的泔水桶里，似乎这样才有面子。”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臭老九”大学生，个个都把饭菜吃的精光，盘子像舔过一样干净。一些工人瞧不起我们这帮土大兵，叫我们哈军工是“哈鸡公”。”

1972年，谢富治因癌症病故。之后的日子里，他的功过评说一直吸引着大众的目光，谢小沁无意出风头，但也不躲不藏，仍是平平淡淡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初识谢小沁，吴限刚被世界头号传媒——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派到北京工作，创办星空卫视。

她找了几个京城的“文化名人”来给他们的几档电视栏目起名字。席间，朋友向众人介绍了谢小沁，是作为《当代》编辑部的一员。多年风雨，她早已离开部队，成为一名文字工作者。

“她说话语速极快，还莫名其妙音高八度。”吴限描述自己对谢小沁的第一印象，“高声地说，高声地笑，仿佛刚刚被痛苦地电击过，被约束衣强制捆绑过的精神病人，有种很强烈的存在感，话语权和求生欲望,但是真奇怪，你很难去讨厌小沁这个人。”

“事后，《当代》编辑部的好友告诉我，她的父母双双被打倒，已经从双料部长变成了双料反革命。她也受牵连，被转业，降级降薪。现在是单亲妈妈带两孩子，生活不易却特别乐观。”彼时，她早已随母刘湘屏姓。

吴限觉得很新奇，眼前人的眉目间丝毫不见落魄与窘迫，穿搭也很有风格，“毫不夸张的说，小沁就算老了，也不是花里胡哨的中国大妈，她永远是那个把3块钱穿出3000块的气质美女。”

“饭后，朋友悄声对我说，最好让我的司机送她回家，因为眼前这个气质不凡的女人来赴宴的两块钱交通费都是在办公室的桌角地缝里好不容易找出来的。”这个说法对于吴限这个当时已经“日入斗金”的“女魔头”来说极其震撼。

而就连这两块钱交通费，都是谢小沁的同事以一种曲折而善意的方式交到她手上的，“编辑部朋友想资助小沁个仨瓜俩枣，又怕伤了她自尊心，两位丁克同事就故意事先在地上“播种”一些钢镚，出门前再和她一起玩“找交通费的游戏”，让她总以为这两块钱是“意外之喜”。”

后来，谢小沁和吴限相熟，自嘲为“两块钱的社会活动家”。她早已头发花白，皱纹满面，却依旧精神抖擞，每日兴高采烈的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