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能从未听说过周令钊这个名字吧？但要是我来说说他做过什么，你肯定会拍手惊叹，原来他是这么厉害的人！
周令钊是我国最著名的设计师之一，被称为我国设计行业的第一人。
2019年，在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上，有三百名奋斗者受到表彰，而周令钊是唯一一位艺术行业工作者。
他设计的作品，在中国可谓无人不知，其中大的我们经常能看到，小的甚至都亲手拿过。
1919年，在那个风雨漂泊山河破碎的年代，周令钊出生在湖南省平江三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
他的母亲名叫郑家一，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的学生，和杨开慧是同班同学。
郑家一从女校毕业之后，就在长沙一所女子职教做美术老师，周令钊在母亲的熏陶下长大，自小就热爱绘画与设计。
16岁那年，他来到武昌艺专读美术，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又前往上海学习印刷制版。可以说，周令钊是注定要走上美术这条路的。
然而，周令钊在上海的学习生涯刚结束，正要走上工作岗位时，八一三事件爆发了。
1937年8月13日，日本出动16艘军舰，以中尉大山勇夫被中国安保士兵击毙为由，在上海发动全面进攻。随后，中国军队与之展开了长达3个月的淞沪会战。
周令钊亲眼目睹了祖国的土地被日寇的炮火摧毁，同胞被日本人蹂躏杀害的场景，心里悲愤万分。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对日本人的痛恨深入骨髓。
上海沦陷后，周令钊只能逃亡武汉。幸运的是，他不久之后就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并遇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见周令钊极具美术方面的特长，便将他安排到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其直属领导就是担任艺术处处长的田汉，而第三厅的厅长正是著名作家郭沫若。
和这样多艺术、文学大家在一起工作，周令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在这里，不止郭沫若、田汉这样年长的大家，也有许多像周令钊一样年轻，渴望投身抗日艺术宣传事业的青年才俊。
他每天同年轻的伙伴们同吃同住，一起作画写生，谈论艺术。虽然此时炮火纷飞，但周令钊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最难以忘怀的快乐时光。
不久后，第三处决定组织一次保卫大武汉宣传周，创作许多保卫武汉、抵抗侵略的文艺作品。
周令钊则被安排创作一幅反映抗战决心的巨型壁画。
周令钊所属的壁画小组将壁画的选址定在了武汉的名胜古迹——黄鹤楼下面的武昌城墙上。这幅壁画名为《全民抗战》，是抗战以来的第一幅巨型壁画。
这幅壁画内容繁杂，不但涉及我党我军和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还涉及到了两党统一战线以及日本侵略者。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并且这还是在城墙上作画，最高的地方就只能由人踩着梯子上去完成。
而这一部分，就交给了周令钊。因为他虽然个子小，但年纪轻，身手矫健，就被安排画最上面的位置。
可也正因如此，没多久意外发生了。
《全民抗战》局部
那天一大早，别的同事还没起床，周令钊就一个人来到城楼下。
他看见昨天在最高处画的日本飞机有点大了，反而给日军营造了一种盛气凌人的压迫感，于是就决定上去修改一下。
他顾不上同事都没有来，就自己一个人爬上了梯子。
或许因为太过入神，周令钊只顾着眼前的画作，结果在梯子上一不留神，直接摔了下去。
要知道那城墙至少有三四个人高，周令钊掉下来后，左腿直接被摔骨折了。还好过路的行人及时救了他，并联系上组织，将他送到了后方的医院。
后来武汉撤退时，组织决定让人抬着周令钊离开，但他坚决表示不能麻烦战友，坚决要拄着拐杖跟部队一同撤离。
后来周令钊的同事回忆说：
哪怕时光荏苒，他当年那一瘸一拐身影仍然浮现在眼前，就好像那小小的个子永远有使不完的力气。
周令钊（右起前排第3位）
武汉沦陷后，周令钊就跟随组织开始四处漂泊。长沙、桂林、柳州、昆明、广州都留下了他的脚印，最远他甚至去过缅甸，是和同事一起去慰问远征军。
回想起这段漂泊的抗战生涯，周令钊后来感慨万千：
也正是这样的机会，让我在年轻时就踏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看到了大好的河山美景，为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等抗战胜利后，周令钊又来到了北京，结识了著名的美术大师徐悲鸿，并在其邀请下，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美术老师。
徐悲鸿不但对周令钊的美术才能十分认可，甚至都觉得十分惊讶。
周令钊在创作时，构思速度，画图速度，出稿速度，都快得都异于常人。和徐悲鸿一起作画，徐悲鸿还在打草稿时，他却已经画完了。
因为这三快，周令钊被同事们封为“快手”。
可就是靠这“快手”的技艺，让一项天大的任务掉到了周令钊的头上。
1949年9月，有领导突然找周令钊谈话，说要交给他个重要的任务。
周令钊一头雾水，忙问是什么任务，领导则喜气洋洋地对他说：“由你来画一张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开国典礼时挂在天安门上。”
当时，党中央决定在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需要悬挂一张毛主席的画像，目的是让全国人民都能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的形象。
可此时已经9月份了，时间紧任务重，所以只能找绘画快的能人，因此周令钊就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了。
听闻领导安排的任务，周令钊也又惊又喜，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当领导问他需不需要帮手加快进度时，周令钊则信心满满滴表示：谁都不需要，只要让我带上妻子就行了。
于是，周令钊就和妻子陈若菊一起准备齐了画像的工作。
虽然周令钊自信满满，但他没有料到，不久后，他的画作竟然让一向温和的周总理大发雷霆。
首先在画像选择上，周令钊挑的是郑景康在延安时给毛主席拍摄的一张头戴八角帽的照片。
照片中毛主席面带笑容，信心满满地眺望远方。也意味着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憧憬。
因为照片很小，不方便对照作画，而且当时又没有现在这样的放大打印技术，周令钊只好使用最原始的方格放大法来创作。
所谓方格放大法，就是在小照片上画出等分的许多正方格。然后在每个方格内的线条拐角处标上坐标点，再按照这些坐标点，将每个方格的内容等比例画成一副大一点的画。最后再把所有大一点的画拼在一起，就成了一张巨幅画作。
这样既能最大限度保证每一幅画的色彩转换，又能清晰描绘出照片上线条纹理的走势。
周令钊和妻子陈若菊有了基本的参照后，就正式开始了作画。他们的作画地点是天安门城楼大殿外的东墙下，两人爬上脚手架作画。
周令钊负责画比较细致的部分，比如主席的眼睛、鼻子等，陈若菊则负责给主席的衣服涂上颜色。
两人每天都从一大早忙到太阳落山。因为专心工作，他俩没时间吃饭，就带着干粮在脚手架上随便凑合一口。
终于，到了9月30日，眼看着开国大典就要开始了，周令钊的画也终于完成了。
当时的北京市市长聂荣臻来验收成果，他对周令钊的画作很满意。不过有一点他提出要周令钊修改一下，那就是毛主席的领口扣子还是扣上为好。
因为原本照片中，毛主席领口的风纪扣是敞开的，周令钊也是按照照片作画的。但是聂荣臻认为开国大典是十分严肃的场合，扣子还是应该合上。
于是，周令钊又加班加点，赶紧添笔将毛主席的领口给画成了合上的样式。一直忙到当天傍晚才收工。
他本以为终于结束了，但没过多久，周总理就来了。
等聂荣臻再次验收满意后，周令钊就心满意足地回到家里了。
可谁知道，周令钊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突然有人上门来找，说周总理要见他。
周令钊也是一愣，这么晚了，周总理找我有什么事呢？
原来，原本主席像的最下面，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周恩来总理看了后，觉得这几个字太小，底下的人民群众根本望不到，不如删了。
周总理向来以实际出发，那几个字人民群众看不见，画上去做什么？而且这不就是一种形式主义吗？影响美观不说，看上去还显得故意高调。
因为此时已经是9月30日的夜间了，明天就是开国大典了，周总理罕见的多次用强调甚至是命令的语气跟周令钊说：一定要抓紧改好。
但这时的画已经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要改画可不容易。
而且这次毕竟是五个大字，显然比聂荣臻提出的扣子问题要难上不少。
周令钊就采用年轻时原始的方法，用铁丝挂着梯子，两个人拉着他，就像荡秋千一样摇摇晃晃地作画。
当时没有威亚，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这种状况是十分危险的，况且周令钊还有这方面的心理阴影。
但他依然最后仍然顶住压力，连夜加班加点完成了任务。他先用刷子涂掉了这行字，然后填上中山装的颜色，再画上一枚扣子，让整幅画作完全看不出任何修改的痕迹。
而且幸运的是，他这次没受一点伤。
可开国大典刚结束，又有一项新的挑战来到了。
我国的国徽的设计，是一大群美术大家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其中就有周令钊的贡献。
周令钊是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小组的成员之一，他们先是和梁思成带领的清华大学设计小组竞争，并中标了国徽的初设。
国徽的初设同现在的差别并不算大，仍然有麦穗、齿轮等基本元素，只不过国徽的正中间是一颗巨大的五角星，下面一颗地球，地球上是一个红色的中国。
后来又修改出了第二版，将画面中心的五角星去掉，改成一个红色的旗帜。
但周令钊看了，觉得不太好。他认为这些设计都太像越南的旗帜了，没有我国自己的特色。
他想到了开国大典时飘扬的五星红旗，认为五颗星的设计才更加适合中国。于是，他将画面中的红旗和地球去掉，创作了一版上面是五星，下面是天安门广场的国徽标志。
而这个国徽的设计也就是最后中标的设计。
周令钊的设计不止有毛主席像和国徽，还有一件每个人都喜欢，每个人都有的东西——那就是人民币。
周令钊就是第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总设计师。这些人民币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生活，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
当时，设计人民币是十分机密的工作，每个设计者都需要严格保密。周令钊接到工作时，就像做贼一样，每次偷偷跑去北京印钞厂里工作。
这也很快引起了妻子陈若菊的怀疑，那段时间她总是问他干什么去了，可周令钊一直闭口不谈。甚至二人还因此闹过不愉快，但周令钊仍没给妻子透露出一丝一毫的信息。
当时，周令钊走到全国各地去采风，收集全国各处的风土人情特色。
各民族的传统花纹图样，雕栏瓷器上的图样，各处名胜古迹的设计理念，这些都是他所参考的对象。
最终，周令钊和他的小组成员们一起绘制出了一款后来被评为最经典的人民币。
相信很多人小时候都认真观察过人民币的图案，正面各族人民的笑脸，背面美丽的山水图案，给一代人留下了一份独有的色彩。
除了这些大型的项目，周令钊还设计过一些更贴近人民生活的小东西，比如邮票。
生肖邮票一直是集邮爱好者们的必备之物，周令钊就曾两度设计生肖邮票。
1982年和2018年，周令钊设计了生肖狗的邮票。当时周令钊63岁，他设计的狗邮票是一只黑色的小狗，昂首挺胸，很有气势。
他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儿时家里养的一条狗，他人生中对狗最初的印象就是来自于那条狗。这也是一次他对过往岁月的致敬。
而2018年的狗邮票设计则有所不同，这次周令钊先生以生活中狗的共性为设计理念，设计了更接近于我们日常生活中能看见的狗的形象。
这次的狗邮票上的小狗看起来更写实，也更亲民，就像自己家养的田园狗一样活泼可爱。
除此之外，周令钊先生还创作了多幅油画作品，他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画屏《韶山》，为国家博物馆创作油画《五四运动》，为北京饭店创作画作《古都集翠》等等。
他还参与过50、60年代的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仪仗队队容设计等等，为我国的艺术发展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晚年的周令钊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创建了中国的第一个壁画系，并担任主任。他在教学上一丝不苟，对学生恩威并济，是一个很受学生喜爱的老师。
他培养出的学生如今已活跃在全国各地，为祖国的艺术事业做着新的贡献。
2023年1月3日，周令钊先生去世，享年104岁。
先贤虽逝，但他的精神和作品将永远的留在我们的心中，向人们传达着艺术的美丽，以及背后的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