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以兵权起家，在他的眼中，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因此，在得知余汉谋主动倒戈时，蒋介石当即豪华了一把，让人拿出200万大洋，送给了余汉谋！
在蒋介石看来，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因此，对于没有利用价值的人，蒋介石是从来也不会多花一分钱的。比如，河南大饥荒时，蒋介石便忍心看着300万灾民饿死。
1942年，从春天开始，河南全省便滴雨未下。导致前一年种下去的冬小麦在5、6月份的歉收。再加上连年征战，河南的农民家里根本就没有一粒存粮。
然而，作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却从来都没有睁眼瞧过受苦受难的河南人民，依然在不断地征粮，压榨着河南人民最后的一滴血。
那时候，驻扎在河南省的是第31集团军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的数十万人。这些人，在抗日方面不得力，但却军纪涣散，强征民役，在欺压河南人民方面，绝对是一把又一把好手。
在夏秋之交，河南又闹起了蝗灾，成群结队的蝗虫像海啸一样，席卷了河南大地。在所有的不利因素下，河南的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一场大饥荒在所难免。
八九月间，河南的军政官员曾将河南大饥荒的灾情报告递到了重庆。然而，蒋委员长在看到灾情报告后，或者是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者是置之不理。在他的心里关注的只有两点：一是征兵，二是征粮。
10月30日，河南参政员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涕泣陈情，并联名提出了《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国民政府实在无法推脱了，才认下了河南灾荒，划拨了5亿元法币进行赈灾。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用来买粮的3亿元法币还被挪用了。其中，有一些被贪官污吏贩运私货，谋取了暴利。
正是因为蒋介石本根就不愿意拿出一分钱来赈济灾民，这才造成了河南省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饿死。直到第二年6月，新一季的小麦成熟丰收，才结束了河南大饥荒。
蒋介石虽然对赈济灾民不上心，但却对投向他怀抱的人从不吝啬。比如，在1930年发生的中原大战中，蒋介石为了争取张学良的支持，便先期拿出200万元，作为张学良出兵的军费，并在后期又给了张学良500万元和1000万元的公债。
最终，张学良下令东北军入关，并担任了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
蒋介石虽然度过了中原大战的危机，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人民的认可，各地的新旧军阀也不愿服从他的中央。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去世。
这时，蒋介石感觉到一直凭借胡汉民威望割据一方的两广军阀势力失去了后台，认为解决两广问题的机会已经成熟，便让人转告陈济棠，“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
对于蒋介石的谋划，陈济棠岂能不知。他很清楚，粤桂唇齿相依，桂系若垮，广东必将步其后尘。因此，陈济棠决定联合广西一起反蒋。
5月19日，蒋介石以吊唁胡汉民为名，派出的王宠惠来到广东，趁机要求陈济棠把广东的军政两权，交还给中央。
陈济棠深知军政两权的重要性，当然不愿意接受。于是，在见到来广州吊唁胡汉民的桂系白崇禧时，陈济棠立即与他进行了秘密商议，请保持系催促李宗仁迅速到广州共商大计。
在政治方面有着自己独到见解的陈济棠，觉得此时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借口，两广如果联合反蒋，就必须打出“出兵抗日”大旗，才能争取全国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对于陈济棠的意见，白崇禧在经过分析全国的形势后认为可行。
当天，陈济棠在燕塘军校，召集了在广州的粤军高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李汉魂、黄延桢、陈维周等约20余人开会密谈，并邀请白崇禧列席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陈济棠鼓励余汉谋等人说：“抗日反蒋是我们的一贯主张。环顾国内，只有粤桂两省担当得起这个重任。”
事实上，陈济棠虽然讲得十分动人，但没有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可。他们认为陈济棠在国难当头时，还不念民族存亡，而是与蒋介石争权夺利。其中，余汉谋的反陈拥蒋之心最为坚定。
余汉谋，1896年9月22日出生在广东高要（今肇庆西门正街）的一个破落盐商家庭里，字幄奇。14岁时，余汉谋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
1916年，余汉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并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接受了正规的军事教育。毕业后，余汉谋被分配到皖军当步兵排长。
1919年，余汉谋回到广东，在粤军第三师担任了连长。1923年，余汉谋跟随陈济棠，先后担任了营长、团长，后又担任了第四军第11师副师长、师长，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等职。
1932年，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牌余汉谋率领第一军进驻赣南，协助“剿共”。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要求余汉谋对红军进行截击，但余汉谋为了保存实力，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是将麾下的第一师撤回大庾、南雄布防，第二师固守信丰，防止蒋介石的部队进入广东。
对于余汉谋的做法，陈济棠表示满意。然而，陈济棠怎么也没有想到，余汉谋会在他和李宗仁联合抗日反蒋的时候，偷偷地投靠了蒋介石。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等宣布抗日救国，将两广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由陈济棠任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
这时，陈济棠依然对余汉谋信任有加。在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中，原有的第一、第二和第三3个军的军长分别是：余汉谋、陈济棠、李扬敬；扩编的第四和第五军的军长为黄任寰和缪培南。
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除了两个军外，又扩编了一个军和十二个直辖师，其中第七军军长为廖磊，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十五军军长为夏威。
至此，两广集结了陆军30多万人，9个中队的空军，和数十艘江防舰艇，表示要北上抗日，“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
对此，蒋介石非常恼怒，但也不得不匆促应对，甚至暂时放下了催逼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剿共”之事，首先解决两广问题。
为了解决两广问题，蒋介石花费了不少钱财，支持戴笠的特务活动，以求从内部瓦解陈济棠的势力，取得了不少成果。
那时候，蒋介石亲自加封了从广东空军第五中队策反过来的飞行员黄志刚为上尉队长，其余人员也晋升为上尉飞行员，并发给了他们2万元赏金。
然而，真正使陈济棠陷入绝境的，还是手下第一军的军长余汉谋。
对余汉谋主动倒戈陈济棠的表现，蒋介石十分满意，当即赠送了余汉谋200万大洋，并答应派遣五个师，协助余汉谋反对陈济棠。
7月初，从广州回到大余后，余汉谋立即向他的3个师长等传达了拥蒋反陈意见，命令部队向南雄、韶关推进，对陈济棠实行兵谏。
在这种情况下，陈济棠不得不宣布下野。
两天后，余汉谋乘飞机抵达南京，面见了蒋介石，表达了他愿意受命收拾广东局面的意见。
很快，蒋介石便晋升余汉谋为陆军上将，并任命他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就这样，余汉谋一跃成为了广东的最高军事长官。
1938年10月12日，由于广东的防守空虚，日军在大亚湾一带登陆。仅仅几天后，广州便沦陷了。
对于余汉谋的不战而走，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还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说：“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余汉谋，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七战区受降官，这才返回了广州。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余汉谋逃往海南，后又在海南岛被解放军占领好欧，逃到台湾，担任了蒋介石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闲职。
1981年12月17日，余汉谋因癌症不治，在台湾去世，年8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