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俊（金融从业者）
现状就是这么个现状，融担公司沦为高息贷款“遮羞布”，导致市场乱象丛生。
在互联网贷款业务中，融资担保公司（以下简称“融担”）的角色早已偏离“风险增信”的初衷，转而成为银行与助贷平台规避利率监管的工具。这已经是行业的明规则，部分助贷平台通过与两家融担公司合作，将年化利率36%的贷款拆分为“24%的利息+12%的担保费”，甚至通过“双融担”模式进一步拆分费用，使综合成本突破法定上限。例如，借款人实际承担的费用中，担保费占比高达20%-30%甚至更高，远超利息本身。
存在即合理，需求决定了市场
通常情况下，融担公司名义上为银行提供风险兜底，实则通过“反兜底协议”将风险转嫁给助贷平台，自身仅充当资金通道。但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融担公司直接代收高息，银行仅收取6%以下的固定收益，剩余30%以担保费名义流向助贷平台，形成“银行合规放贷、融担掩盖高息”的套利链条。此类操作不仅推高借款人综合成本，还导致风险在担保链条中积聚，削弱金融机构自主风控动力。
尽管高息贷款与政策导向背道而驰，但其存在反映了下沉市场的真实需求。经济下行周期中，大量征信空白或资质不足的群体（如新市民、灵活就业者）无法从传统银行获得贷款，转而依赖高息网贷解决短期资金周转。助贷平台通过场景嵌入、数据风控降低门槛，客观上填补了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监管若采取“一刀切”限制融担收费，可能引发更隐蔽的违规操作。例如，部分机构可能通过虚构服务费、会员费等方式变相提高利率，或转向地下金融，这也是融担能有这个市场的最大原因。因此，政策需在“遏制高利贷”与“满足合理需求”间寻求平衡，避免矫枉过正。这也是融担能有这个市场的最大原因，
建议动态阈值管理，符合市场实际情况既然存在就合理，就应该更科学的去看待这个现象，也不能一管就死不管就乱。比如设定分层收费阈值，实施动态监管，将融担代收费用的年化比例与贷款风险挂钩。例如设定安全区间代收费用≤贷款金额的10%，就纳入常规监管，在设定预警区间就是贷款收费在10%-20%的要求融担提高风险拨备，并每季度提交风险报告。至于高风险区间也不是一棍子打死，比如融担收费超过20%甚至更多，就触发现场检查、限制业务规模等监管措施，并强制披露资金流向。
这一切核心是要穿透核查“综合融资成本”，强化透明度。事实就是大部分的互联网贷款平台做不到18%的最高贷款利率定价，甚至24%和36%的最高定价都很费劲。这也是为什么会用融担去当收费通道的核心原因，即使把融担收费打掉了，也一定会有其他的“暗搓搓”的各种形形色色通道存在的，到时候就更难管了。这一切的核心是要求银行与助贷平台将担保费、服务费等全部纳入APR（年化综合成本）计算，并在合同前端以醒目方式披露。借鉴《关于进一步规范股份制银行等三类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将客户投诉率、代偿前逾期率等指标纳入融担公司考核，倒逼其审慎收费。
融担公司“代收高息”本质是市场机制与监管框架错配的产物。
唯有通过动态阈值管理、分类穿透式监管，才能既遏制高利贷泛滥，又为下沉客群保留融资通道。监管政策不应追求“绝对合规”，而需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承认市场需求的复杂性，引导资金“阳光化”流动。（本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头条号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