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在商鞅变法到统一初期，通过加强君主集权、推行君主官僚政治、严格选拔与教育官吏、以法治吏等措施，展现了封建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蓬勃朝气与进取精神。

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秦国的迅速强大和国家实力的发展，也提高了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良好的吏治成为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统一全国后，秦朝的吏治逐渐走向败坏，官吏由社会的顶梁柱演变为掘墓者，这种转变与秦朝速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良好的吏治不仅需要严密的法律保障，更需要君主以身作则，恪守为君之道。

秦始皇在统一前尚能做到礼贤下士、虚心纳谏、躬行节俭，但统一后随着专制权力的不断扩大，其性格和行为发生了重大转变。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从“事皆决于法”演变为“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完全以个人好恶和欲望来处理国家大事。

秦始皇大兴土木，修建宫室、长城、陵墓，甚至为了个人游乐就下令修筑工程量巨大的直道。对持不同政见者，也从虚心纳谏转变为以思想罪、言论罪加以惩处。

据《汉书·晁错传》记载，秦始皇“衿奋自贤，群臣恐谀，骄溢纵恣，不顾患祸；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

二世皇帝即位后更是变本加厉，把国家当作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

在君主的带动下，官僚系统上行下效，腐败之风逐级蔓延。丞相李斯的奢靡生活便是典型例证，其车马随从之豪华连秦始皇都觉得过分。

李斯之子三川郡守李由回咸阳探亲时，百官长皆前来祝贺，门廷车骑以千计，这显然成为了李斯父子搜刮钱财的良机。

秦朝实行薄俸厚罚的政策，对官吏要求极严但权益难以保障。据《后汉书·仲长统列传》记载，秦朝“薄吏禄以丰军用”。

崔寔在《政论》中也指出秦朝“始建薄俸”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统一后，秦始皇无限度征发徭役，竭尽民财以逞私欲，在这种情况下官吏的俸禄自然极低。

与薄俸相对的是秦朝对官吏采取的重罚政策。根据出土简牍记载，官吏因失职受到的处罚极其细密：管理的马没有及时卸车要受罚，粮仓出现老鼠洞要受罚，甚至下属有失职行为，主官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这种处罚制度使许多官吏背负沉重债务。

在低俸高压之下，加上统治者追求享乐之风的影响，官吏不得不通过违法手段捞取财富。

有的借故收受礼金，如沛县县令借老友来访之机敛财；有的强索豪夺，如刘邦担任亭长时常年赊酒不还；有的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如在迁徙六国豪民时借机索贿；有的干脆贪赃枉法，如项梁通过行贿脱罪。

吏治的腐败严重加剧了官民矛盾。秦朝末年，繁重的赋税徭役已超出人民承受能力，官吏作为政策执行者和赋役征收者，自然成为民众仇恨的对象。

加之官吏借法欺民、缘法为奸，更是激化了社会矛盾。到二世时期，官吏“税民深者为明吏”、 “杀人众者为忠臣”，导致全国各地官民对立空前加深。

这种对立在陈胜起义后集中爆发，“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成为普遍现象。官吏在民众中不但失去威信，还成为民变的首要攻击目标。

即使是县令这样的地方长官，号召力也无法与流亡者相比。更为严重的是，官吏的侵夺对象从贫民扩展到富户，再到宗室大臣，使得“亲疏皆危，外内咸怨”。

秦朝吏治的败坏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统治的基础。从商鞅变法确立的严密官僚体系，在统一后逐渐异化为压迫民众的工具，最终加速了这个庞大帝国的覆灭。

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深思：任何政权若要长治久安，都必须重视吏治，既要建立严密的制度，更要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的待遇问题，防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悲剧重演。

参考资料：

人民网：2014-08-13：“历朝历代衰亡史就是腐败史”是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