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赵鼎罢相之后，主战或主守的人反对和议的斗争并没有停止，相反，随着和议日期的临近，斗争愈来愈激烈。

礼部侍郎张九成、权吏部侍郎魏矼、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吕本中、殿中侍御史张戒、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等人都认为金人不可信，屈己求和不可行。

面对这样多朝廷重臣的反对，秦桧虽然与高宗达成过默契，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一心投靠秦桧的勾龙如渊献计说：

“相公为天下之大计，而群说横起，何不择人为台官，使尽击去，则相公之事遂矣。”

秦桧恍然大悟，马上擢升勾龙如渊为御史中丞，指使勾龙如渊等人不遗余力地打击反对派，以清除和议的障碍。

十月二十八日，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吕本中罢。

吕本中字居仁，是元祐宰相吕公著的曾孙。在宣和、靖康间与秦桧同朝做官，秦桧作御史，就是吕本中的父亲吕好问推荐的，所以两人关系很亲密。赵鼎再相，荐本中入朝，为中书舍人。因不满秦桧的专主和议，屡有议论。罢去中书舍人兼权直学士院,提举江州太平观。

十一月，权礼部侍郎张九成罢。九成字子韶，钱塘人。是道学家杨时的弟子。

十一月六日,殿中侍御史张戒因以反对和议,改任司农少卿;七日,又以乞留赵鼎,被指为“附下罔上”,诏与外任。后旬日,出知泉州。

十一月二十一日,知平江府向子諲致仕。向子諲听说金使入境,州县官员要迎拜敌诏,向子諲不愿受此羞辱,上章请求致仕。秦桧许之。十一月七日,权吏部侍郎魏矼以忧去位。

十一月二十二日,枢密副使王庶罢,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潭州。十二月十四日,落职,提举临安洞霄宫。

十二月六日,礼部侍郎曾开罢,以宝文阁待制出知婺州。

此时,在朝中有影响的反对派所剩无几了。

与任何一次政治斗争,都会有一些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投怀送抱一样,在朝野一片反对和议声中,有一些人看准行情,投到秦桧的麾下。而此时的秦桧,也正需要这些人结成主和派的政治同盟,同他一起去对抗反对派,以实现与金人的和议。

如勾龙如渊就是个投怀送抱者,自愿充当秦桧的鹰犬,当上了御史中丞。监察御史施廷臣,抗章力赞和议,晋升为侍御史。

经过一番人事大改组之后，秦桧以为与金人议和没有内顾之忧了，未料却发生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这就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请斩秦桧、孙近、王伦以谢天下，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

胡铨字邦衡，庐陵人。建炎二年进士。一直没有正式作过官，绍兴五年，兵部尚书吕祉以贤良方正荐，赐对，除枢密院编修官。他上的这封奏疏，实际上是一篇讨秦檄文。

从提出与金人讲和以来，许多人的奏章，对于不能与金人讲和的理由，都从不同的角度作过剖析，但是缺乏这种直逼要害的夺人气势。奏疏中不仅抨击秦桧、孙近和王伦，而且毫不隐讳地批评了高宗。

比如,说高宗没有资格出卖祖宗的天下:

“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国藩臣之位。”

说高宗如果投拜仇敌,就是无童稚之羞:

“夫三尺童子,至无知也,指仇敌而使之拜,则佛然怒。今堂堂大朝,相率而拜仇敌,曾无童稚之羞,而陛下忍为之耶!”

“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

最后,他说如果朝廷坚持向金人屈膝求和,“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这样直截了当地批评皇帝,不用说朝中的大臣,就连韩世忠那样的武人,也不敢。所以,《宋史》评论他的奏疏“忠义凛然”。

胡铨的奏疏,在当时所以产生巨大反响,不仅是文章具有巨大的震撼力,还因为采取了非常的传播手段。汉唐以后,宰执、从官之外,若不是言官,是不能直接向皇帝上奏章的。

而且朝臣言事,尤其是批评朝政的得失,是不允许私自外泄的。如果皇帝不批发,言事者自己外泄,就可能被指为“怨谤朝廷”、“指斥乘舆”而获重罪。所以,杜甫有“避人焚谏草”的说法。

到了宋代,就更加严格。王庶、韩世忠及朝廷许多重臣反对和议,屡上奏章,也屡为高宗、秦桧排斥、压制,在朝野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就是这个原因。

胡铨自知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八品小官,上书论国家大事,批评皇帝,弹劾宰臣,是到不了皇帝手中的,即使偶然到了皇帝手中,也肯定是会获罪的。

与其不明不白地受到处罚,不如豁出命拼搏一下,借重社会舆论,或许对国事有所补益。

于是,一面将奏疏上呈朝廷,一面又多散副本,以期引起社会的广泛支持。吴兴进士吴师古激于义愤,还将这个奏疏刊刻出来,广为流传。

一时间,整个朝野都激怒了,整个临安城包括邻近州郡的军民都沸腾起来,日夜喧腾嚣闹,好几天安定不了。后来,老诗人王廷珪形容说:“百辟动容观奏牍,几人回首愧朝班。”“当时奸雄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

确实反映了当时群情激奋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高宗一下慌了手脚,对秦桧牢骚说:

“朕本无黄屋(天子所乘之车,此指帝位)心,今横议如此,据朕本心,惟应（有）养母耳！”

高宗说话的口气，似乎准备抽身，要把责任推给力主和议的秦桧了。

皇帝这种态度，秦桧当然也很紧张，当时王伦随乌陵噶思谋赴金，他便和孙近上章待罪，名为待罪，实际是以退为进，用手段逼高宗明确表态。

果然，高宗答诏说：

“卿等所陈，初无过论，朕志固定，择其可行。中外或致于忧疑，道路未详其本末，至彼小吏，转诋柄臣，久将自明，何罪之有。”

意思是，向金人屈膝称臣，是我自己下定的决心，你们只不过出过一些主意，我是择善而从。外间不了解情况，传言纷纷，以至你们受到胡铨这样小吏的诋毁，最后总会真相大白的，你们有什么罪过啊！大包大揽，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

这样一来，胡铨诋毁秦桧等人，也就等于诋毁皇帝，诋毁皇帝，当然就要给予重重的处罚。有了皇帝的态度，秦桧便着手处置胡铨，他代高宗草拟一道批旨说胡铨身为枢密院的属员，有什么看法，应该通过枢密院的长官向上反映。

赵鼎去位后，只有一个秦桧兼枢密使，胡铨反对和议的意见，不可能通过秦桧传到皇帝手中。

比如在胡铨上书不久，秘书省正字范如圭献了一封长书给秦桧，引古证今，说明不能讲和的理由，秦桧根本就没理他。

说胡铨不仅违制越级上书，而且“语言凶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众，劫持朝廷。”

罪名不小，处分也不轻：

（一）追毁胡铨自中进士一来朝廷颁发的一切官诰敕书;

(二)从官籍中除名;

(三)永不叙用;

(四)送昭州编管。

编管,就是编入流放地的户籍,由地方官严加看管。昭州,即今天的广西乐平县,宋时属广南西路,是所谓的蛮荒瘴疠之地。

这是除杀头、坐牢之外,对官吏最重的处分。

当时,胡铨有小妾临近产期,寓居于西湖边一所僧舍里,打算稍迟一点启程,而临安府得旨后,却不敢怠慢,马上派解差械送胡铨赴贬所。

范如圭和敕令所删定官方畴请求吏部侍郎晏敦复设法幹旋,能让胡铨缓一些时间动身。

晏敦复感慨地说:

“顷言秦桧之奸,诸公不以为然,今方专国,便敢如此。赵元镇(鼎)虽无状,不至是也。此人得君,何所不为!”

晏敦复当即往见临安知府张澄,对张澄说:“铨论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谪,开封府必不如是。”张澄自感羞愧,表示马上追还。

秦桧本意是杀一做百,通过处置胡铨,可以遏制一下沸沸扬扬的舆论,可是适得其反,朝野支持胡铨,反对和议的议论更加激烈。

于是,他又改变手法,与孙近上章请求从宽处罚胡铨,又示意台谏如勾龙如渊、李谊、郑刚中等人共同救解。先改胡铨监昭州盐仓,第二年正月初,又改为签书武威军判官厅公事。刊刻胡铨奏疏的吴师古则被流放到袁州。

在这个轰动朝野的事件中,许多忠肝义胆的士大夫,始终不为秦桧的淫威所屈服,有的人借为胡铨送行的机会,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

如监登闻鼓院陈刚中在送行启中说:

“屈膝请和,知庙堂御侮之无策;张胆论事,喜枢庭谋远之有人。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

又说:“知无不言,愿请上方之剑;不遇故去,聊乘下泽之车。”

秦桧非常痛恨,后来把他贬到虔州当安远知县。安远县地处赣州的边境,地恶瘴深,当时有谚语说:“龙南、安远去不转。”果然,陈刚中后来就死在那里。

在处置了胡铨及其支持者之后,秦桧尤“恐言者不已”,又请高宗下了一道《戒谕和诏》,说了一大篇“屈己求和”的理由。

后面着重指责胡铨上书，是违背一个机枢属员应该遵守的规矩，特别是“投匦未出”，就誊稿四散，意在倡导一种以下陵上的不良风气，借以实现劫持君上，破坏和议的阴谋，告诫大家不要受胡铨的“浮言”所蛊惑。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