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彭总，相信不少人都知道，其曾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在会后被撤销一切职务，直至文革时期含冤去世。

然而，彭总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元帅。在此之前的1956年，刘帅就曾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严重批判。而当时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正是彭总。那么，当年彭总是如何在这场反教条主义中批判刘帅的呢？

建国以后，刘帅谢绝了主席要他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选择来到南京，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军事学院。军事学院成立以后，刘帅呕心沥血，为我军输送了大量优秀的高级人才。到了1956年，南京军事学院已经由建院伊始的4个系发展为12个系，学员人数也由不到1000人发展为3000余人。

就在刘帅认为，南京军事学院将继续它的辉煌时，一场意外变故发生了。由于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敌视的态度，因此，军事学院的教材大多是取自苏联，给学员进行授课时，也多是请苏联教官按照苏联经验讲授，这就导致了一批学员的不满。

1956年8月，军事学院的一个学员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的彭总写信。11月，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公写信。他们反应学院存在教条主义的错误。彭总看了蔡铁根的信，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

1957年2月，彭总亲自来到南京军事学院，与陈赓等人一起，听取军事学院工作的汇报。3月2日，彭总在经历了一周的调查之后，召集学院领导人员，作了一篇《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在谈话中，彭总指责军事学院“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

回京后，彭总将这篇讲话稍作修改，送给了主席、邓公。在信中，彭总指出，“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同时，彭总更是直言“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这就直接指向了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元帅。

彭总的这篇汇报打乱了刘帅正常部署的军事学院教学工作。为此，刘帅不得不组织党委成立“学习小组”，学习彭总的这篇汇报的精神。与此同时，刘帅向中央写信检讨，并不得不将军事学院所谓“教条主义”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刘帅在信中说，“我们学校五年多来，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我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随后，1957年7月，刘帅向中央提出了辞去军事学院院长的请求，并很快得到了批准。然而，事情并未像刘帅预想的那样就此结束。

1957年夏季，彭总发起、党中央同意，开始反教条主义运动。在彭总的指挥下，全军开展了浩浩荡荡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进行“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

彭总指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刘伯承不仅是军事学院的院长兼政委，而且是军委训练总监部的首任部长。显然，刘伯承是彭德怀反教条主义的主要打击目标。

迫于压力，刘帅不得不抱病出席了所谓“反教条主义”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检讨。之后，刘帅便彻底淡出了政坛。

事后，这场反教条主义风波又延续了近1年，直到1958年7月22日，军委扩大会议闭幕，才标志着反军事教条主义运动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