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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战胜了奉系，实力大增，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曹锟与吴佩孚以直鲁鄂豫四省正副经略使的名义分别驻在保定和洛阳，发号施令，呼风唤雨，控制了北洋政府。
此时，直系的气焰如日中天，他们已不满足于幕后操纵，而是要直接登台，建立一个由直系把持的南北一统的中央政府。
1、吴佩孚“直系中央”的努力
因为这时在北方已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直系抗衡，在南方孙中山的势力也没有被曹、吴放在心上。段祺瑞此时无足轻重，全国政治格局形成“直系即中央”的局势，而曹锟、吴佩孚又是“直系中央”的“太上皇”。
对于直奉战争后的形势，美国舆论认为：
“倘吴氏得为中国之迪克推多（独裁者），务必变易为昔日诸‘迪克推多'之行径。吴氏今日正有绝好时机，扫除国中离携分子，统一全国，建树莫大之勋。”
即应放弃武人政策，“召集旧国会，制预算，裁冗兵，定省制，分军区，至宪法成，而民国之基以固”。
日本舆论认为：
“吴氏处世之道如何，即为中国将来祸福之分歧，持武力主义，是为蹈袁、段之覆辙者。吴氏此时唯有毅然舍弃武力主义，以军人不干政为根本原则，从事军民分治，裁兵废督，树立统一政府，召集国会诸端。”
在中国国内，一些学者如蔡元培、李大钊、王宠惠、胡适等曾联名发表宣言，主张改革政治，建立“好人政府”。
吴佩孚早在驻军衡阳时，就有取消南北两政府、组建第三政府的想法。
早在直皖战争后，吴佩孚就曾想利用国民大会这个形式，恢复曾被解散的旧国会，驱除皖系势力所扶植的安福国会及其所选举的大总统徐世昌，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为此，吴佩孚通电建议召开国民大会。由于奉张和南、北方军人的反对，计划落空。
1921年，西南军人主张建立联省自治政府，但同吴的想法不一致。为此，吴出兵湖北，击败了“援鄂自治”的湘军，并发起召集庐山国是会议。
这个会议实际上就是国民大会的翻版。由于张作霖和南、北方军人的阻挠，计划又一次落空。
战胜奉系后，吴佩孚似乎应该实现自己的计划，但现实条件仍不具备。因为，奉系虽然失败，但在关外还保有一定的军事实力。
在西南，国民党人和地方军人势力不会随声附和，皖系残余势力也不会支持。
在中央，还有大总统徐世昌，他是由皖系扶植的。皖系倒台，徐又利用直奉矛盾来维持他的地位，但暗中倾向奉系。
所以，当时还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一统南北、以直系为中心的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决定采取另一条途径来实现其政治目的，这就是“恢复法统”。
2、何以“恢复法统”使南北统一？
在直奉战前，黎元洪的亲信金永炎、哈汉章就经常到洛阳吴佩孚处活动，向直系游说，劝吴“恢复法统”。旧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也曾到奉天，游说张作霖以“恢复法统”的方式促进南北统一。直奉战争后，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研究系的梁启超、熊希龄通过各种渠道，怂恿吴佩孚采用“恢复法统”的方法统一全国。
另外，吴景濂利用“兴城二伯”（王承斌字孝伯，吴景濂字廉伯，都是奉天兴城县人，当时称“兴城二伯”）的关系，通过他的表兄、属直系的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的介绍与吴佩孚拉上了关系，向吴提出“恢复法统”的主张。
吴及其上司曹锟也看得出来，“恢复法统”对直系是有利的。
一方面，徐世昌是由皖系的安福国会推选为总统的，恢复民国六年被解散的旧国会，迎接黎元洪复职补足总统任期，徐世昌就只能下台，国会和总统就都成为直系手中的傀儡，被恢复的旧国会和复职后的黎元洪将会感激直系，直系还会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南方的国民党人和南方诸省是以护法相号召，如果恢复了法统，南方就失去了另建政府的依据，直系可以不战而胜。
于是，曹、吴就决定以“恢复法统”的方式使南北统一。
1922年5月7日，在天津东站的火车中，曾有外国记者访问吴佩孚，问其对战后的政治问题有何看法。吴佩孚说：全国须早日统一，组织一良善政府，选举一届真正代表民意之国会。
10日，吴佩孚又致电徐世昌召集国是会议，解决时局所面临的问题，促成南北统一，并完成国会。国会未恢复以前，拥护现政府，以维护我国的国际地位。
10日，直系在保定召开会议，会上讨论了“恢复法统”的问题，参加会议的还有吴景濂、王家襄。曹锟左右的人主张，直系取得胜利，解决时局的唯一办法，就是拥护曹锟，驱除徐世昌。
但吴佩孚持反对意见，认为这样做会重蹈直皖战后天津会议的覆辙，主张迎合舆情，恢复旧国会，南北统一。曹锟要通过国会选举做“名正言顺”的大总统，认为这样对直系会更有利。
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恢复旧国会，拥黎元洪复职，然后利用国会选举曹锟为总统。
5月14日，吴佩孚根据国内外舆论，通电北方各省征求恢复第一届国会的意见。这就是说，现任总统徐世昌为安福国会所产生，自然与旧国会势不两立。想以此达到驱除徐世昌之目的。
吴的通电当天就得到直系控制的江苏、山东、湖北三省的响应。15日，属于直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的孙传芳通电，除赞成恢复法统外，还直截了当地提出迎黎复职问题。孙传芳此时在直系中还不是出色人物，只不过是二三流的角色，吴利用他放头炮来观察各方面的反应，孙为争得头功，也乐于为曹、吴所利用。
孙在电文中称：
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成宪典，共迭副座，非常政府，原则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即在共弃之列。
此电发表后，反应强烈，全国名流、津京政客、各派武人、苏皖赣等省巡阅使以及熊希龄、梁启超等纷纷通电，随声附和。
3、徐世昌的去职
19日，曹锟、吴佩孚认为舆论对自己已很有利，就领衔联合直系其他将领发出一个征求解决时局问题的通电。
电文称：
今兹国内名贤者德学人志士，谠言至论，日有所闻，或主张召集六年国会及召集第三届国会以维法统，或提倡国民自由会议，以征民意，以致国会制宪、联省自治，各种建议，凡有起疴之神功，皆为救时之良药…锟等分属军人，身为国民，有卫国保民之职责，对于国家大事，帷有服从民意。…伫候教言，俾资圭臬。
22日，一批名流政客如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王芝祥、蔡元培、王宠惠、钱能训、梁启超、谷钟秀、梁善济、林长民、张耀曾等联名通电，赞成恢复旧国会。
23日，政学系、宪法研究会、国民党益友社之旧国会议员200余人在天津开会，筹备旧国会的恢复事宜，并成立了“筹备组”，旧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任主席。
27日，吴佩孚直接致电徐世昌，明确提出恢复旧国会，请徐认清当前形势，自行退位。
28日，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又放了第二炮，请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他主张，恢复法统，孙总统的任务已告完成，应功成身退。徐总统由新国会选出，无有根据，连带失效。
电文说：
自法统破裂，政局分离，南则集合旧国会议员，选举孙大总统，组织广东政府，以资号召。北则改选新国会议员，选举徐大总统，依据北京政府，以为抵制。谁为合法，谁为违法，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所望我两先生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展虚荣，及时引退，适可而止，知机其神，标逊让之高风，促和平之实现，救人民于水火…俾得大好河山，全归一统。
29日，苏督齐燮元电劝徐世昌退位。西南的陈炯明、唐继尧、伍廷芳、袁祖铭、熊克武、赵恒惕亦通电主张恢复旧国会。舆论使徐世昌找不出应变之术，但徐世昌又不得不有所反应。
31日，他发表通电说：
“阅孙传芳勘电陈所，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使亿众一心…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一有合宜办法，便即奉身而退，决无希恋。先布区区，敬候明教。”
徐的通电虽不像袁世凯对待陈宦的劝退电那样恨之入骨，但他的“合宜办法”与袁的“筹商善后”的手法异曲同工。他认为，各督军之间往来文电需要时间，找到“合宜办法”也要费一番周折，因此他还想利用时间，企图拖延时日，再设法运筹。
不料，在6月1日，以吴景濂、王家襄为首的天津旧国会议员203人发表参众两院联合宣言，宣言如下：
民国宪法未成立前，国家根本组织，厥惟《临时约法》。依据《临时约法》，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则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参众两院之令，当然无效。
又查《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参议院以国会成立而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
则国会成立之后，不容再有参议院产生，应无疑义（指梁启超为段祺瑞制造的参议院)。徐世昌之伪大总统既系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属纂窃行为，应即宣告无效。
他们不仅要求国会完全行使职权，而且要求取消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起来的一切特别政权组织，“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他们对徐世昌不留情面，不仅称他是“伪大总统”，而且说他“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更无俟同人等一一列举也”。
国会，这个曾被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说成是“暴民夺政机关”、“要挟政权机关”，应该迅予驱散的“鬼怪”，如今却成为“政治光明之导线”，被直系热烈拥护并称为“法统重光”了。
6月2日，为了欢迎驻英国大使顾维钧博士参加华盛顿会议归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周自齐率领全体阁僚集中于中南海之“四照堂”，听大总统徐世昌讲话。
徐在宴会上神态自若地向宾客说：
“此次华盛顿会议，我国能以弱国胜强国，收回利益，诸君劳苦功高，尤其是顾君擅长外交，力任其艰…”
会议期间，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递给徐世昌一封吴佩孚打来的电报：
国是基于舆论，大政必由公决。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虽韬隐数年，以公意为逃退，法所当然，责无旁贷。…除恭派代表敦请黎大总统复职外，谨先电闻，伫候明教。
徐阅后，万念俱灰地说：
“鄙人与诸君有此次宴会，甚为欣幸。一则为顾公洗尘；二则向诸君辞行。”
又说：
“吴佩孚君自洛阳来电，称第一届旧国会欲拥戴黎黄陂（黎元洪）复职。鄙人正可借此机会休养，以终余年。今日一别公府，从此以后，鄙人即与国事直接脱离关系，幸诸君为国尽力。”
宴会中，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几次电话到总统府，问总统何时动身起程离京。
宴后，徐世昌发布辞职通电。之后，即乘车离京赴津。从此，徐世昌离开了混乱的中国政坛，隐居于天津英租界私寓。
4、黎元洪复职条件——“废督裁兵”
6月2日，曹锟、吴佩孚等17人联名通电：“黎大总统应即依法复位，以奠邦家。”
直系以黎代徐，是出于政治目的。黎在德与才上均不能同徐相提并论，此人上台，既不可能有所作为，更不可能收束时局，这样就更有利于直系在中央的统治地位，最终实现全国的统一。
黎元洪这位被皖系打入冷宫的总统，却倍受直系推崇，而成为盛极一时的人物。6月2日，自曹锟、吴佩孚等联名发出“恭迎我黎大总统依法复职”的通电后，天津的黎公馆每天都有数十封“劝驾”的电报，登门谒见的人也络绎不绝。在大小军人及政客们的函电中，称黎元洪是“日理万机而万民有赖，柄四时而四海无虞”，“重华日月、慰望苍生”式的救世主。
此时的黎元洪骤然间身价百倍，成为国家安危所系的人物。
吴景濂、王家襄同往黎宅劝驾请其复任总统。
在黎元洪的政治生涯中，曾上过袁世凯的当，也吃过段祺瑞的亏，可谓是连连败北。
这次曹锟、吴佩孚又要把他捧上台，他有点犹豫不决。黎深知自己手无寸铁，若复位，充其量只能做直系的工具，成为曹锟“合法”选为总统的过渡而已。但他对曹、吴赐与的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又不甘心放弃，还想在政治舞台上搏一下。
黎元洪与身边的谋士商议后，决定在上台以前，将直系一“军”，提出一个能笼络人心的“废督裁兵”方案，作为复职的条件，即使不被接受，也可以博得各方面的广泛同情，为将来上台创造条件。
从1920年至1923年，西南各省掀起了“废督裁兵”和地方自治运动。
从清代的督抚到民国的都督；从1916年之督军到1922年的督理及1924年以来的督办，几经易名；而集地方实力派之权威、荣耀、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的“督”字，始终被保留下来。而督军制又是与多兵制相辅相成发展起来的。
督军在中央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他们有权通电公开宣布脱离中央而独立，威胁大总统，声援支持或反对内阁。督军们手中的枪杆子可出政权，也能毁灭政权。
6月6日，在黎宅举行的宴会上，黎拿出了一张电稿让大家看。
电稿说：
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乎？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销兵氛，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元洪当首义之时，原定军民分治，即行废督。方其孑身入都，岂不知身入危地！顾欲求国家统一，不得不首解兵柄，为群帅倡。…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微特变形易貌之总司令，不能存留；即欲划分军区，扩充疆域，变形易貌之巡阅使，尤当杜绝。
这个电报就是“废督裁兵的鱼电”。
5、黎元洪的仓促就职
曹锟和吴佩孚在“迎黎”问题上本来意见并不一致。直奉战争后，曹锟就垂诞总统一职，后因吴佩孚提出“恢复法统”，要他做名正言顺的总统，他才勉强压住做总统的欲望。
现在黎元洪提出什么“废督裁兵”来作为复职条件，非常恼火，他骂道：
“什么话，做现成总统还要向别人提条件！我们捧他上台，他倒叫我们下台！”
曹锟身边的人物也建议踢开黎元洪，让曹做临时总统。还有人趁机挑拨曹、吴关系，说吴不让老帅做总统，是想自己做。曹锟感到：“子玉虽亲，不及总统亲，黎既不愿重来，大位不可虚悬，则无妨让本帅一试！”
另外在迎黎问题上，各方面都是按自己的利益来表态的。皖系认为，迎黎复职，就是直系想造成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对自己不利。
为此，卢永祥于6月3日曾在电报中说，黎的任期由合法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期满，已经无职可复。如果要复职，也是一个非法总统。并表示：“永祥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
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赞成恢复法统，但主张在上海开会。南方的非常国会斥责黎是民国六年解散国会的罪人，任期已满，无位可复。
吴佩孚为了“恢复法统”，面对各方意见不一致、黎元洪时价还价、曹锟做总统又急不可待的状况，又一次说服了曹锟，说“恢复法统”是拆广东政府的台。旧国会恢复了，同时恢复旧总统，以后事情就好办了。
另外，吴佩孚也向黎元洪施加压力。
吴6月8日派人向黎口传：
“时机稍纵即逝，此时若再讨价还价，即我亦无能为力。”
在此种情况下，黎元洪也感到不能再“惺惺作态，以退为进”，也不适于再提“废督裁兵”的话了，于是立即通电表示愿意复职。
6月11日，黎元洪在王家襄、吴景濂及国务院代表周自齐、曹、吴代表熊炳琦、李济臣的陪同下，入京复职，任命颜惠庆署理内阁总理，组成第十九任北洋政府内阁。
在黎元洪发布由颜惠庆组阁的命令之前，吴佩孚曾通电说：“组阁为元首特权，宵人谣诼概请摒绝。”
因此，黎在确定内阁人选时，没有公开征求曹、吴的意见，当然他注意到直系的态度。例如以谭延闿为内务总长，是考虑到吴在衡阳时与谭有往来联系；以董康为财政总长、高恩洪为交通总长，是由于吴对董、高二人有好感。
总的来说，组阁在形式上还是由黎拍板而定的。直系对他不但没有指责，反而对他加以称赞，说他组阁神速，有俾大局。
黎于是又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如：撤销民国六年六月发布的解散国会令，撤销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全国各地一律停战令等。又电请孙中山、陈炯明、唐绍仪、伍廷芳等以及社会名流到京商量国事。另外，奉系对黎恢复法统也表示支持。甚至以前反对黎的皖系将领卢永祥也承认他是“事实上总统”。西南方面的唐继尧、刘湘、袁祖铭、陈炯明对黎也表示拥护。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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