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工作者，平时的工作老百姓看不到，但一旦发生大地震，造成大的伤亡，老百姓就会想起你。
老百姓认为，我们出钱供养了你，而你却“光吃饭不干活”，不但不作为，还有成为“刽子手”的嫌疑。
也就是说，你要是预测对了地震，那是你分内的事；你要是预测错了，或没预测，不用别人批你，自己都会感到压力山大。
众所周知，唐山大地震一下子砸死24.2万人，重伤16万人，有7000多个家庭断门绝烟。
人们在悲痛之余，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地震工作者。
唐山大地震后，余震像抽风，时不时地来上一下，人们成了惊弓之鸟，谈震色变。
为了避震，一些人逃到外地，留下来的，露宿街头，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完全打乱。
1976年7月28日至8月5日，光是河北省委发出的防震通知、指示、请示就有5个。
这些文件大多以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对地震形势的估计为依据。
7月28日晚十点，河北省委在给各地、市的通知中这样写道：
“……要求廊坊、沧州地市，保定市和保定东北部各县，张家口市（包括矿区）和张家口南部各县，以及承德地区南部各县的群众，不要进屋住宿。”
“石家庄、邢台、邯郸和衡水地区，如当地地震测报台、站发现重大异常现象，也要动员群众不要进屋住宿。”
“各单位要有人昼夜值班，加强戒备……对水库、河堤要注意检查、保护，发现问题立即处理。”
为防止再次遭到地震袭击，河北省各地市政府高度戒备：
张家口地区行署在给省委的报告中说：
“每到晚上，绝大多数群众搬到室外。张家口市已有90%的群众离开房子搬到街上……都设立了地震观察哨；晚上处于战争状态。”
廊坊地区的报告说：
“全地区共搭建篷铺45000多个，可容纳250万人。商店、学校、工厂也采取了措施。商店门前售货，学校室外上课。”
“工厂能搬到室外的就搬到外边工作，不能搬到室外的，采取加固措施。”
据河北省地震局干部王运启回忆：
唐山大地震后，我曾到河北北部地震局从事地震工作，在一个空旷的大院里，我找到某县地震办公室，这里也是县抗震指挥部所在地和政府机关临时办公地点。
空旷的院子里，临时搭起几个很大的防震棚。
虽然当地人员没什么伤亡，但也进行了充分准备。
院子的一角停着几辆吉普车，紧靠帐篷有一部柴油发电机。最前排的帐篷里，扩音器、警报器一应俱全。
两排桌子拼成一个大会议桌，桌子上一字排开有五部电许机。
再往后是几座用塑料布和白布搭起的白色帐篷，其中有一座是防震客房，里面用木板搭成通铺，在最里边的一个角落，通铺断开，有一张独立大床，那是女同胞的专榻。
篷内灯火通明但又闷又热，蚊子成群结队。
人们好不容易睡着，院里高音喇叭却突然响了起来，传达某地震小组预报意见：
六小时内，当地将发生六级左右地震。
刺耳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几乎要盖过远处惊起的骚动和声音。
相比于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人们更关心的是：以后还有没有大地震？如果说有，对当地会造成什么影响？
国家和河北省地震局派出大量技术人员赶赴灾区，充实监测力量。
地震三天内，唐山地区八个地震台站全部恢复观测，一周内200多个群众测报点和各级地震管理部门恢复工作。
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地区新建了13个临时地震台站，增设了一批群众业余宏观测报点。
1976年7月29日，地震现场分析测报组在唐山机场的帐篷里成立，它是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一个附属机构。
震后三天内，仪器记录到余震3457次，仅地震记录纸就用了上千张。
为深入研究唐山大地震，各级地震工作部门组织专家开展地震现场烈度、地震地质、地下水、动物和声、光、电、磁等方面的专门调查。
同时，抽调大量群众业余测报人员，开展了大震前宏观前兆现象调查。
我这个系列文章中的很多资料，都来自于这些调查。
实事求是地讲，仅就主震后的余震预测而言，有一些是不准的。
据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王志勇回忆：
地震那年，我八岁。
二十多秒的天灾，让我失去了右臂，我的命运也被彻底改写。
我的胳膊是在河南省新乡市一家医院锯掉的，然后自己坐了两天一宿的火车回到唐山。
不久，街道居委会挨家挨户登统伤亡人口。
我姐王艳玲砸死了，他的名字从我家户口本上注销了。
居委会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传达地震预报。每次预报的时间越来越精准。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他们在大街上喊：今天下午三点有地震，各家各户做好防震准备。
有啥可准备的？
住的是防震棚，砸不死人，除非有地裂缝把人给吃了，而且哪一回预报能报准呢？
下午五点多时，上午通知预报的人从路上走过，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在那人的身后喊：“你不说三点有地震吗？三点都过了。”
预报的人回头看了孩子一眼，没理他。
孩子继续托着长腔儿喊道：“你不说——的三点——有地震吗？三点——过——了。”
预报的人走没影儿了。
托着长腔的孩子骑在一截木头上，敲打一件东西，把这两句话当成歌词，自编曲调唱了起来。
地震中，他的母亲砸死了，爸爸成了酒鬼，哥哥成了小偷。
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生余前春回忆：
1976年7月30日晚，我们作为抗震救灾医疗队员到达唐山机场。
那里一片混乱，到处是临时帐篷，到处是救灾人员和大卡车。
陈永贵副总理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帐篷就设在上海市医疗大队部附近。
我们向大队部报到后，被告知第二天去丰润县。
丰润县在哪里，我们谁也不知道，手里也没有地图。
在火车和飞机上颠簸了两天两夜，大家都已疲惫不堪。
领了帐篷，吃了两块压缩饼干，我们抓紧时间休息。
很多人是第一次出远门，更多的人从没睡过帐篷。
好在，我对帐篷并不陌生，也来不及细想明天干什么，很快进入梦乡。
午夜时分，我被一阵喊声惊醒：“快离开，这里马上地陷！”
起来再一细问，具体地陷时间是几小时后。
大家赶紧拆除帐篷，匆忙上车，催促司机发动汽车逃离。
去哪儿？只有先去丰润县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