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来老师带您解读《中国书法批评史》第三十一讲

第二章 南北朝书法批评的演变

第二节 虞酥的"古质""今妍"论

虞酥，这位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法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论书表》。从文中末尾的“六年九月中书侍郎虞酥上”的字样，我们可以得知此文是在明帝泰始六年（470）创作的。该文不仅是对皇帝的一次书法知识普及，更是对魏晋时期书法家们，特别是“二王”父子真迹流传情况的详尽阐述。

虞酥与皇室有着深厚的联系，他曾为皇室鉴定众多书法作品。《论书表》中他写道：“及臣遭遇，曲沾恩诱，渐渍玄猷，朝夕瑢训，题勒美恶，指示媸妍，点画之情，昭若发蒙。”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皇室对于古代名家书法作品的收藏之重视，而虞酥作为其中的一员，自然对这些作品的“妍媸”“美恶”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深深的关心。

在《论书表》中，虞酥特别推崇张芝、锺繇、王羲之、王献之这四位书法家的作品。他认为这四位书法家的作品，代表了魏晋时期的书法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他们的作品既有古质之韵，又富含今妍之美，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篇章。

虞酥对张芝的书法赞赏有加，认为其笔法古朴、气势磅礴，充满了雄浑之美。对于锺繇的书法，虞酥则称赞其用笔精妙、结构严谨，展现出一种端庄秀美的气质。而对于“二王”父子，虞酥更是推崇备至。他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既有古人的风范，又不失创新之意，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而王献之的书法则更偏向于妍美一路，用笔轻盈灵动，结构变化多端，展现出一种清新脱俗的艺术风格。

虞酥在《论书表》中不仅为我们介绍了这四位书法家的艺术成就和特色，更是通过他们的作品传达了自己对于书法艺术的独特理解和热爱。他的“古质”“今妍”之说，不仅是对这四位书法家作品的精准评价，更是对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历程的一次深刻总结。

在深入探讨了四位书家的艺术特色后，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各自所展现出的美感与独特性，尽管在某些细微之处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却都达到了极致，堪称是跨越时空的典范与楷模。这位评论者并未直接评价他们的优劣，而是从艺术品的历史背景与风格特点出发，提出了“古质”与“今妍”的对比观点。

正如《论书表》中所言：“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这里所说的“古质”，指的是早期人类创造所形成的那种质朴、自然的风格，它代表了历史的深厚沉淀；而“今妍”，则是相对于“古质”而言的，代表了较晚时期华美而新潮的风格特征。这两种风格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映照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里，“古”与“今”的问题尤为突出。历史上，中国对于古代传统的尊崇程度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罕见的。司马迁曾言：“事不则古而能长久者，未之有也。”这充分说明了古人对于借鉴历史经验、以古为鉴的重视。

在推崇“古”的同时，也有一些人敢于破旧立新。魏晋时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孕育了许多创新的思想。魏主曹操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用人不拘一格，敢于打破常规。在他的《求贤令》中，他明确表示：“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种用人政策无疑是对前代以道德标准作为用人首要条件的颠覆。

葛洪也在理论上对崇古观念提出了批评。他指出：“世俗率贵古而黩贱同时。……虽有超群之人，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他认为，人们往往过于崇尚古代而忽视同时代的价值，这是片面的。他进一步指出：“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还是》者……”葛洪的话提醒我们，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也要关注当下的成就和创新。

无论是“古质”“今妍”，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在尊重历史的同时，也要关注当下的成就和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评价不同时代的艺术品及其价值。

华美的辞藻，虽然令人赞叹，然而它们却不及《上林赋》《羽猎赋》《二京赋》和《三都赋》那般博大精深。这是对人们崇尚古风的批评，透露出东晋时期人们对新事物所持有的自信。葛洪，这位东晋的杰出代表，也证明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新事物有着足够的勇气和信心。

东晋以来，士族文化盛行，士人们以标新立异为风尚。王献之劝其父改体的故事，正是追求变革的有力证据。虞稣也认同新生事物的价值，他认为张芝、锺繇、王羲之书法的优点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认可，而对于王献之，由于他所处的时代较近，人们还难以作出定论。

虞稣曾言：“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这句话揭示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创造力越来越倾向于追求妍美，这是历史的大趋势。他评价王献之的书法为“穷其妍妙，固其宜也”。这个观点与羊欣的看法颇为相近。谢灵运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王献之的书法胜过其父王羲之。据唐李嗣真《书后品》记载，谢灵运曾言：“公（王献之）当胜右军。”他对王献之的书法情有独钟，甚至在朝廷任职时，将皇家收藏的王献之真迹仔细临仿，再用临仿之作将真迹偷换出来。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谢灵运的书法风格与王献之颇为相似。

东晋末年，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影响力逐渐显现。从《南齐书·刘休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羊欣重王子敬（王献之）正、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贵之。休好右军法，因此大行。”这说明在东晋末年至南朝初期，王献之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其父王羲之。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东晋末年至南朝初年，崇尚飘逸流美之风的潮流愈演愈烈。社会风气的转变必然影响了人们对书法艺术的审美倾向。

虞稣在《论书表》中虽然对张芝、锺繇、王羲之大加赞赏，但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人们审美趋向的变化——“爱妍而薄质”。人们喜爱王献之流美的书风也就不足为奇了。由锺繇、张芝以及“二王”书法所引发的书法风格问题，在南朝时期成为书法批评的焦点。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相应的审美范畴，从而加深了对书法艺术美的认识，尤其是对整个书法历史的宏观把握。从虞稣开始，关于“古质”与“今妍”问题的讨论一直在持续进行，为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全文2516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总编）

2024年4月10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