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历时一年长征，终于抵达陕北，同陕北红军会师，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四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至此，两万五千里长征顺利落幕。
一般在我们的记忆中，红军长征结束后，紧跟着就是扎根在陕北缓慢发展，然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全面爆发。
不过，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到抗战全面爆发，这当中还有将近两年时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国内局势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本不欲留在陕北的红军最终决定扎根在这里，实际上曾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这一切还都要从徐向前的回忆中说起。
一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曾记载了中央筹划“第二次长征”的经过。
1936年11月，徐向前正率领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作战时，中央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其核心意思大概有两条：
一、放弃宁夏战役计划；
二、执行中央提出的作战新计划。即红军一部北渡黄河，吸引胡宗南到宁夏，红军主力伺机南下。
中央当时总共分六部分来阐述这个计划：
第一步、占领合水、镇原、宁县一带；
第二步、占领潼关中部、洛川、富县地区；
第三步、占领韩城、延川、延长地区，并在此地略作休整，补充物资后，在清涧、府谷、神木等地造船进入山西。如果能与蒋介石、阎锡山妥协，即占领同蒲铁路附近，补充兵员，如不能妥协，则出击冀鲁豫之交、伺机南渡黄河；
第四步、出击皖鲁；
第五步、到鄂豫皖；
第六步、到豫陕鄂，最后转至西北。
熟悉地理的朋友应该看出来，这其实就相当于，红军又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西北。
红军一次长征，实际上已经历经艰难，但筹划第二次长征，更危险，因为相比于爬雪山、过草地无人区，此次“新长征”乃是深入敌人腹地，必然要面临成百上千倍的困难。
当然，执行这一计划的大前提，是徐向前率领的西路军成功在河西扎稳脚跟。
不过，中央对这个绝密计划，最后仍然持保留态度，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林育英制定好这个计划后，也只是通知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张国焘五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计划在两个星期内决定这件事，在决定之前，全军作战计划仍然是吸引敌人入宁夏。
时隔多年以后，徐向前回忆起这件事，仍然忍不住有些感慨：
“显然，这是一个带动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体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了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那么党中央毛主席为什么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陕北条件困难，根本养活不起红军。
二1935年11月19日，中央红军到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后，首要面临的就是补给困难的情况，因为陕北土地贫瘠，人烟稀少，实在难以养活数万大军。
包括到后来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兵力总是不如其他野战军兵力充裕，根源也在此。
哪怕是后来同张学良、杨虎城的关系逐渐改善后，红军整体的处境其实并没有改变多少。
自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计划以苏联牵制日本，因此同苏联的关系逐渐好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蒋介石逐步加强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开始在上海、南京、莫斯科与中共秘密接触。
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消灭红军的打算，他一面通过军事手段施压，一面通过政治手段，企图以抗日为旗号，来达到他“熔共”的目的。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国民党嫡系部队胡宗南第1军、王均第2军、毛炳文第37军及关麟征、杜聿明的第25师等十万大军也随之而来，控制了西安到兰州的公路。
红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期间，国民党中央军关麟征部突然杀出，导致了渡河的红四方面军被截为两段，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河西红军被改编为西路军，就此踏上了悲壮的征程，而河东红军也被挤压到甘北定边、盐池一带的狭小地带。
蒋介石那时也感觉胜券在握，于是在谈判的过程中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
1936年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同中共代表潘汉年会谈，为了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行动，陈立夫竟然一改之前的态度，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取消政权以及军队，红军可保留3000人，师以上将领全部出洋考察，半年后才允许录用。
陈立夫还要求，周恩来亲自到上海谈判，被潘汉年严词拒绝。
国民党当局军事、政治上的压迫，也迫使党中央不得不做出新的打算。
本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整体的战略计划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为了实现首先在西北造成抗日局面，中央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即占领宁夏、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以便于就近获得苏联的支持，在西北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保持广阔而机动的战略回旋余地。
毛主席后来也说：
“打通苏联为实现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
另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张学良也很支持红军占领宁夏、甘西。
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张学良便满怀着国仇家恨，他本心是希望投身抗日疆场，这一点与红军不谋而合，但因为蒋介石反对，张学良不得不屈身西北，对红军作战，但在确立的抗日反蒋的思想后，张学良也有意把苏联当做他反蒋抗日的后盾。
可宁夏战役的并未按照计划施行，也让红军处境变的更加艰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不得不采取一个更为冒险的办法，来争取生存的机会。
那就是深入敌人腹地，蒋介石统治中心的腹心地带，以期化解不利的处境。
可就在这时，转机也随之到来。
三当红军准备执行新的长征计划时，在西北的“三位一体”（即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三方）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张学良当然不愿意放弃这大好的局面。
1936年11月5日，中央决定从甘北南下，并将消息告知张学良，张学良明确表示反对，并力主红军留在西北，熬过一两个月，静待时局变化。
当时，蒋介石仍然坚持通过军事对红军施加压力，并于10月下旬调来5个军，从会宁至隆德一线由南向北兵分四路推进。
张学良将蒋介石的军事计划透露给红军后，毛主席、朱老总决定予以轻敌冒进的胡宗南第一军以致命打击。
1936年11月18日，紧追红军的胡宗南部第一军78师不顾左右翼配合，冒进至甘肃省环县山城乡以北及大西沟西南、断马崾岘以南的山城堡。
朱老总决心，以一部兵力牵制国民党军第3军、第37军，同时对东北军第67军做统战工作。在张学良授意下，东北军按兵不动。
11月20日晚，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指挥红军主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攻入山城堡，全歼国民党军78师。
也因此战失利，国民党军被迫暂时放弃了进攻陕甘宁根据地的计划。
山城堡战役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打的最有名的一仗，尽管此战规模不大，而且也并没有打消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但却为红军生存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喘息之机。
更重要的是，山城堡战役客观上也成为诱发“西安事变”的主要因素。
整个山城堡战役期间，东北军其实承受的压力同样不小。
胡宗南率第一军积极追击红军，一路拉着东北军67军陪跑，时任67军军长的王以哲始终不断以借口搪塞。后来胡宗南部被围于山城堡，胡宗南拼命致电王以哲求援，但都被他挡回去。后来是在蒋介石严令下，王以哲才迫于无奈出动，但一路上也是走走停停。
山城堡战役后，蒋介石大发雷霆，一面批评王以哲，一面致电张学良，要求东北军与红军开战。强令王以哲率67军前进，王以哲下令关闭电台后，蒋介石为此空投指令。
1936年12月8日，蒋介石召见王以哲，毫不掩饰的威胁：
“王军长，你不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抗命，你怎么当的军人！你的军队里有电台跟红军联络，你以为我不知道？”
蒋介石虽然与张学良兄弟相称，但也不过是面子上，他对东北军不可能信任，甚至几次三番说：
“如果张杨拒不执行‘剿共’，就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负责陕北战事。”
张学良、杨虎城基于抗日民族大义不愿意打内战，但同时不愿意失去根本的地盘和军队，他们深知如果离开到人生地不熟的福建、安徽，最后的结局就只有是覆灭一途。
这种复杂的情绪积累下来，迫使张学良下定了决心，他对王以哲说：
“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有扣蒋、“逼蒋抗日”一条路。”
王以哲对张学良说：
“副司令有决心，就干吧！”
也就在张学良劝说红军“暂留西北一二月，静待局势变化”后，他就发动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围剿”红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