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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6月2日8点13分，我从南京南站出发，乘坐车次为G6的“复兴”号列车来到北京，完成了这本书的签约。那时候这本书还只是一个雏形，但在这一路上，我联想到看过我所看过的史料，不禁给我以强烈的时代冲击 。
就在六百年前，浩浩荡荡地迁都也是从南京城出发，在当时太子朱高炽地带领下，历时三个月，来到北京，那时还叫北平。他将在这里作为太子，见证一座新城的开始。
数年之后，已成为大明皇帝的朱高炽突然驾崩。他的儿子朱瞻基正在南京祭陵，在得知消息后，冒着被二叔朱高煦中途截杀的风险，连夜赶路，拿着命和国运赛跑，路上到底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已然不为史家所知了。七天之后，朱瞻基赶到北平，就此开辟了“仁宣之治”。
而如今车轮滚滚，走的无非还是历史的轨迹，只不过速度有所差别罢了。
从南京到北京，如今高铁只用了三个小时出头的时间，而这条路，朱棣从登基到迁都，走了足足十八年，朱高炽用了几个月，朱瞻基用了七天。因此难免令人心生感慨，假如明朝能有如今的运输速度，是不是许多历史可以就此改写，许多惊心动魄也许将不再发生。
那我们是该遗憾，还是该庆幸？
这种感慨或许只是文科生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历史的黄叶，往往并不完全存在于辉煌的律令和浩瀚的史书中，而常常在残垣断壁、古道荒野中的秋风中盘旋，并不为人所察知。
汗青正史固然令人心生向往，然闲暇之时，若能从历史的细节处，考证出一二细节，弥补前者的缺失，形成独特的见解，进而赋予历史给为立体化的视角，何尝又不是读史之人的一大乐事呢？
这本《故宫里的中国史》的写作，正是基于这样“以小见大”的史观而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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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史观的来源，大概可以追溯到王国维与陈寅恪两位史家身上，巧的是，两人都与“紫禁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国维自己就是废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死后亦自沉于昆明湖，我因此将王国维的人生看作是紫禁城黄昏的剪影写在了这本书的结尾。陈寅恪的家族则是那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他自身也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清点工作。
在这二者的观点中，王国维所倡导的 “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材料相对照”，与故宫史的构建不谋而合，在这座宫殿之中，明清史书里的种种记载，一下子变得鲜活了起来；而陈寅恪所谓的“史实互证”，讲的正是于小处入手，挖掘历史潜藏的必然。
我于治史一途，当然不能及二位先生之万一，但若以这种“以小见大”的史观去看，“故宫”亦或是“紫禁城”，实在不应该仅仅以建筑物单纯视之。专业的古建筑知识是生硬而陌生的，可古建筑群背后的历史细节，大到砖瓦木石，小到器物摆设，往往都和历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每当我们触摸这些时代的遗存，总是能感受到那些独属于历史细节处的小故事。
《汉书》曾说，天下安危，无非积渐之事。一个延续数百年的王朝，抛开成王败寇，更多则是由日常的琐碎与平庸构成的，这一点，对于紫禁城内外曾经生活过的大多数帝王将相都适用，这套书从忽必烈千里奔赴燕京城写起，到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结束，其间无数有名无名之辈粉墨登场，于紫禁城内外，实在别有一番故事。
当事人也许对一切并无察觉，但当我们从回溯历史时候，却会惊讶地发现，风起于青萍之末，那些后世的波澜壮阔，往往在紫禁城的细微之处早有体现。
不是吗？阙左门等候上朝时，让内阁和翰林院同处一室，已经为之后大学士晋升体系的固化埋下了伏笔；正德皇帝朱厚照的“远征”志向，很容易能从御窑生产的瓷器纹饰上得到验证；而乾隆帝弘历于宁寿宫区域另起中轴线，虽不能以“风水”曲解，但确实又与清朝的由盛转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也是我在这本书中最想展现的东西，我希望能把“故宫”的中轴线，写成中国元明清三代的政治的“大动脉”，以一种“诊脉”的方式，给予读者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去看待元明清那些所谓的“宫闱秘事”。过程自然很难，但如果读者在阅读中，能产生一种“原来如此”的感慨，那将是本书最大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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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和建筑本身是有趣的，但历史有时并不那么有趣，这里我想分享一点关于写作过程中的故事。
大约在写到万贵妃无子那一段的时候，我很想摆脱传统史料的桎梏，我想从我熟悉的考古学上挖掘一些内容，比如说把家喻户晓的“鸡缸杯”与万贵妃迫害后宫的行为联系起来。我为此查阅了许多资料，但古籍资料中并无此说，而查到的相关论文中虽有此说法，但都是推测，没法给到出处。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过程。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段子，通俗史学想写的有意思，要像讲相声那样，得不断抛出包袱吸引读者；但从史学的角度上，“史学就是史料学”，没有出处的说法，就是不能用，哪怕是通俗史学也是如此。
我在这种纠结的心理下，还是围绕这个段子写了大概一两千字的样子，写的当然很顺畅。但写完之后就开始“不消化”。我无意用“备受良心谴责”这种矫情的词汇，但那两天我的状态确实很差，几乎没法把精力专注在后续的章节中。我觉得必须得解决这个段子的真实性，不然我会持续受到它的折磨。
第二天的晚上，我给我的老师，明清陶瓷史专家汪凌川先生发了一个信息，询问他明代官窑制瓷是否会出现私人订制，或者是否有相关地资料可以参考。
汪凌川先生从史料和学术的角度否定了这种可能，并提出宫廷之中并无此惯例，瓷器纹饰都有明确地规制，不会因一个贵妃轻易改变。这个结论让我很惶恐，也很沮丧，在和汪老师交流完后的几天里，秉持着怀疑的态度，我继续疯狂地搜集相关资料，盼望着能发现些什么。
但结果是确认无疑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明确地资料表明，“鸡缸杯”的纹饰与万贵妃有关，我们只能提出这种推测，而无法加以引申。
这个晚上，应该是这本书写作的一个转折点，我最后删除了这上千字的内容，过程当然很难受，如今回过头来再想，这其实是“以小见大”视角下不可避免的阵痛。
正如不是每一根毛细血管都连接着大动脉一样，也不是所有的细节都有关于历史大背景。我们没法创造历史，只能尽可能地追寻其中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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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最后想说的还是感谢和遗憾。
这里首先想感谢墨染九州出版公司，能有这个得以合作的机会。其中特别要提到21世纪出版公司的王彦老师和我的责任编辑安斯娜老师，我于出版物一途，实在是门外汉，诸多懵懂之处，多亏了两位老师的耐心指点。
在写作过程中，良师益友的帮助更是功不可没。汪凌川老师的慷慨作序，以及其逐字逐句的辛勤批改，于本书裨益良多，汪老师本人在创作中的殷殷教诲，也让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深感惭愧；而北京师范大学的陈殿教授和故宫博物院的冀洛源老师不吝提携，为本书寄语推荐，更是令我这个后学感到惊喜。我想在这篇序里向他们表示我真挚的谢意。
此外我的老同学司博、李晓爽、王瑞以及学弟颜顺德，都在文字和图片资料上给我帮助良多，他们大多是文物工作一线的从业者，他们的视角和经历，让我对“以小见大”的史观有了更丰富的理解。我的好朋友孙家锐作为语文教师，在文字校对和一些措辞方面予以了我指点，而我的母亲作为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也提出了非常多的看法，并一直予以我鼓励，这很大程度上促使我能写完这本书。
最后就是在南京写书的过程中，我的好兄弟兼舍友何程，忍耐了我无数个敲击键盘码字的夜晚，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也认为应该有他的名字。
创作中点点滴滴，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之余，遗憾也兼而有之。
史书浩如烟海，明清史的研习，其最大的难度莫过于在万千史料中寻得只鳞半爪，史书中看尽许多风景，但受限于史观和自己写作笔力的不足，许多精彩之处不得不舍弃，堪称本书的一大遗憾。
我没法肯定地说，那些我所以为的精彩史料若加入书中，能否让书变得更好或更差，但也许就像钱钟书说的那样，对于吃不到的葡萄，我们不仅能想象它是酸的，也可以想象它是分外甜的。人有时候需要“贵在不知足”，才能多多少少有些盼头。
在这里，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带给读者一点“不知足”的想法，除了这本书之外，历史还有更大更广阔的空间，等待着我们了解和探索，若此书能有一丝丝抛砖引玉之功，则是我写作最大的动力所在。
以上种种，且为自序。
作者简介
翟晨旭，二十一世纪签约作家，历史教师，景德镇学院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毕业，主修陶瓷史和明清古文物鉴定修复，策划主编历史文物期刊《陶泉文苑》，并被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各大博物馆认可。在考古实习工作中走遍全国许多省市，接触到大量一线的古器物标本，对各地博物馆以及考古工作有深入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