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启军

1977年19军军部留影。左起工兵 参谋龚风森、作训参谋薛庆云、 作者、作训参谋周祖德

1977 年 3 月，我正在 5 连代理连长，突然接到调军作训处的命令，根据要求很快到团和师机关办理调动手续，前往军里报到。

对于调军机关工作，我曾有过顾虑，感到军机关属于高级机关，担心一下子跳跃上去，出现难胜其任的尴尬，一心想留下来先到基层当个连长经受实际锻炼。我把这个想法向参谋长柴汝成做了汇报，他鼓励我说：“基层带兵固然很重要，但调军机关对你发展更有利。你在团机关工作多年，有扎实的参谋业务基础，又代理过连长，熟悉基层，到军里去一定能适应环境，干好工作，要有自信心。”他的鼓励增加了我的勇气和信心，加之团长与军里交涉想留住我也没有结果。我便于 1977 年 3 月 21 日，离开工作、生活、战斗了8年的165团，离开团首长和战友，离开第二故乡平原堡，到军作训处报到。

陈家夫处长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你们魏团长还舍不得放你，要知道军里可比团里更有用武之地。你是我们从全军18个司令部选调上来的，可以说是百里挑一。你要尽快适应环境，熟悉情况，在更大平台施展你的才华。”

副处长和我的谈话类似聊天，询问了爱人孩子等家庭情况，介绍了军机关工作的特点和要求。告诉我军机关的参谋主要强调能够独立完成好本职工作，日常生活方面主要靠自己管理自己，自我约束。鼓励我尽快进入角色，展开工作。处里其他同志我基本都认识，很快便融入了这个新的战斗集体。

当时处里有11人，陈处长是1951年入伍的老同志，副处长1961年入伍。9 个参谋中马文忠和郭和义分别于 1959 年和 1961年入伍，刘德山、艾力涛、周祖德、李志雄、薛庆云和张宏运，分别于 1965 年至 1971 年入伍。另外还有一个协助测绘和管杂务的战士樊新江。

军机关驻扎在原张掖地委行署大院，大门朝北，东侧的四层楼是军首长和司令部机关办公大楼，与大门正对着的四层楼是政治部和后勤部机关办公大楼。受当时住房条件限制，新调入机关的单身汉基本都住在办公楼上，我开始被安排在二楼一间与薛庆云参谋合住的临时宿舍。时间不长，薛参谋在住宅楼分得一套住房，同时管理处要腾出这间房子给新到任的刘学德副参谋长做办公室，我又搬到了二楼靠北边的一间房子。直到 1979 年，副处长住进团职干部房子后，我才搬进他腾出的两室一厅单元房。

就当年的条件来说，军机关的工作、生活环境很不错。我很快就和司令部其他处室的同志熟悉交往起来，和政后经常打交道的处室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也与首长和战友建立了感情。

住办公楼期间，发生在军长和我这个新参谋之间的一则故事感动了不少人。当时我的宿舍与郭时胜军长办公室门对门，即使课余时间，军长也常来处理公务。我最担心影响到首长办公，处处小心翼翼，轻手轻脚，生怕发出声响。然而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77 年底的一天上午，郭军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亲切和蔼地问：“陈参谋，知不知道你晚上睡觉经常惊叫，是不是神经衰弱？最好到18医院去检查一下，有病要及早治疗。”

他边说边拉开办公桌右边的抽屉，拿出两瓶他自己服用的“益智安神丸”中成药送给我，说是治疗神经衰弱的，让我服用试试效果。

我深深地被军长那慈父般的关爱所打动，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估计是首长也告诉了处长副处长，随后副处长安排我到18医院内科住院检查。果然被军长言中，经安家丰主任医师检查，诊断为神经衰弱症。时至今日，每当回忆起郭军长关爱一个小参谋的感人情景，仍感到心里暖暖的。

郭军长向来爱兵如子，对部属既严格要求，又体贴入微地关爱。我曾经听原 163 团老团长张伟松讲过这样一件事，他 60 年代下基层当连长时，时任师参谋长郭时胜找他谈话说：“大道理不讲了，就讲一件事，当连长要爱兵，把战士的伙食搞好。战士们每月 6 块钱，没钱下饭馆，就全指望连队的大锅了。伙食好了，思想工作做了一大半，打日本那阵我在163团9连当连长，带了一点当参谋时攒下的钱下去，每逢出发打仗就拿出一点来改善伙食，大伙很高兴。那时条件艰苦，部队有开小差的，我们连队不但不跑，有时还增加人，从别的单位跑来吃饭的。”

记得1975 年冬，军在拉练中组织 55 师在山丹二十里铺地区演习，要求 163 团一昼夜强行军 100 公里，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占领进攻出发阵地，与 165 团分进合击立足未稳之敌。当时正值零下 20 多度的隆冬季节，寒风刺骨大雪纷飞，部队边走边战斗动员，边传达任务组织战斗，官兵们哈气成霜，眉毛胡子挂满冰碴。时任副军长郭时胜带领机关人员及时赶到一线了解情况，为官兵鼓劲加油。当他听说有少数人员掉队和冻伤时，坚定地告诉团指挥员：“严寒条件下强行军，难免有掉队和冻伤人员，从红军、八路军那个时候起就有了，这不稀罕，注意组织好收容。自古慈不掌兵，不能因为有掉队的就放慢行军速度，有伤亡就动摇自己的决心。”这就是我熟悉的郭时胜军长，平时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士兵，关键时刻敢于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摔打锻炼部队。

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郭军长在 55 师各个团都任过职，是一位德高望重、深受广大官兵爱戴的老首长、老革命、老前辈，是我最敬重的军中长者之一。在他受到错误批判免职临时住兰州期间，离休到西安后，我都常去看望老首长和他的夫人吴佩秋阿姨，和他们的子女郭苏晋、郭海滨等常有联系，延续着与郭军长建立的深厚情谊。

郭军长是位传奇人物，老八路，官兵中流传着不少他的故事。抗日战争中，他任太岳 8 分区和 6 支队侦察参谋期间，曾经给当时的交城县大队政委华国锋送过信。他在 1941 年到 1944 年的历次作战行动中，机智灵活，累建战功，晋绥军区先后授予他“战斗英雄”和“侦察英雄”称号。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他以55师参谋长身份参加西藏军区联指，出色完成协同指挥作战任务。“文化大革命”支左中，他担任酒钢革委会主任和总指挥期间，坚持实事求是，平息派性，尽力保护广大干部，充分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努力推动企业发展，于 1970 年国庆节前炼出第一炉铁，迈出了酒钢成为百万吨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第一步。

师委托张伟松团长和陈家夫处长编写《喜马拉雅的凯歌》一书期间，我于1995年夏天，代表 55 师到西安召集老首长座谈和征集史料，当时郭军长因骨折在家养伤，得知消息后他让工作人员背着前来参加座谈会。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带兵治军之道，他对老部队的那种深厚感情，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在我心中留下了无比高大的光辉形象。

1998 年元月郭时胜军长在西安逝世后，我和朱锦林师长虽已双双接到调动命令，但因感情使然，仍代表老部队前往吊唁，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张伟松团长当时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高度概括了老军长的坎坷辉煌人生，表达了昔日战友和部属对这位老革命、老前辈的无尽思念和深切缅怀：

为民族独立，为祖国解放，枪林弹雨，方显出英雄本色

是军中长者，是人民公仆，是非功过，无愧为共产党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