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律师是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代表，他们凭借法律知识为客户争取权益，似乎总能轻松获得丰厚的回报，《精英律师》等影视作品更是加深了公众对律师的高薪想象。然而，这是否是律师行业的真实写照？这样的“高收入”群体到底能在律师行业内部究竟占据多大的比例？后疫情时代，作为律师的你们，收入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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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收入的地域差异
数据来源：地方律师协会、司法局（厅）等表中数据为可查询到的最新公布数据
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律师服务收费标准采取各地政府指导定价的模式进行统一。2018年，北京带头全面放开服务收费定价，将决定权交给市场，这或将进一步扩大各地律师的收入差距。基于此，对于律师而言，一线大城市似乎是更好的选择。从上表中的数据来看，北上广深杭这样的东部地区一线城市律师人均创收数据可观。然而，“创收”不等于“收入”，律师行业税负成本比较高，不同律所税负标准和成本制度也可能会有区别，扣除税费、办案成本、律所管理费等，律师到手的纯收入合理范围大致在创收的40%~60%左右。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有着更为丰富的案源和更多样的机会，相应地，案件的典型性、新型性也略胜一筹，这些优势对于律师自身的成长而言都是有利的。但是，与此同时，大城市竞争激烈，生活成本也更高，想要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并不是一件易事。在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李舒律师看来，“（北京律师）创收50万以下占绝大多数，也有相当一部分创收在20万以下，生存就比较艰难了。创收过100万算是过了一个安全门槛，但很不确定。过100万之后，就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比较稳定的客户和业务，算过了焦虑期。”
数据来源：地方律师协会、司法局（厅）等表中数据为可查询到的最新公布数据
让我们再把视角投向一些中、西部城市（东北三省暂未公布相关数据），不难发现，中西部城市与东部城市律师收入差距较为明显。重庆律师的收入虽在中西部地区位于顶尖，但与同年广州律师人均创收存在着约15万元的差距。当然，各地的生活成本也应纳入考量因素，综合来看，在各地，律师仍都算得上是高收入群体。而对于在地方资源丰厚、人脉广博的律师来说，地域也从来不是收入的限制因素。
02
收入的“成长周期”
来源：商法CBLJ
虽然从整体来看，律师行业的收入状况较为可观，但深入群体内部不难发现，这样的“平均收入”背后，隐藏着较大的收入差距。2022年，《商法》针对北上广34家律所不同级别律师各自的小时收费标准做出调查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受访中国律所的平均小时费率为3010元人民币。但从上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样的“平均小时费率”主要是靠初级合伙人、管理合伙人和高级合伙人的费率“拉高”的，初级律师的小时费率最低为1000元左右，仅为平均小时费率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即使“平均收入”可观，也并不能掩盖很大一部分律师仍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事实。
·杭州市（2023年）调研显示：青年律师整体处于行业入门时期或业务拓展期，有约60%的人年收入水平为20万以内。其中平均年收入10万以下占比32.32%，10-20万的占比27.91%。·重庆市（2023年）调研显示：参与问卷调研的青年律师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占69.57%，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占31.01%，仅1.69%青年律师收入在30万以上。·辽宁省（2022年）调研显示：约半数以上受访青年律师无基本工资。基本工资在 5000 元以上占比 9%左右。受访青年律师中律所承担社保费用的占比 50%，自己承担社保费用的占比 40%。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被平均”和“被隐藏”的群体正是青年律师。众所周知，律师是一个大后期行业，这意味着随着经验和名气的增长，律师的收入可以呈曲线型上升，但也同样意味着，没有案源、没有经验、还未在特定领域形成个人优势与获得客户信赖的青年律师往往要度过很长一段收入低迷期，更不用说身处实习期的挂证律师了。随着近年来律师群体人数的不断扩张，或将进一步导致中低收入律师群体境况恶化。对于青年律师来说，想要提升收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升级”——成为高年级律师、成为合伙人。这些方式无不对年限、经验和资源要求颇高。相较于授薪律师和低年级律师，成为合伙人意味着面临更大的案源压力，而这也是很多青年律师晋升成为合伙人后收入仍未实现显著提升的重要原因。此外，成为合伙人也会带来诸如团队管理、营销、业务推广等业务外的问题，这对曾仅专注于业务本身的律师而言更是不小的挑战。毕业即加入有着“两万元俱乐部”之称的红圈所对法学生而言自然是不错的选择，然而，红圈所的晋升过程是较为缓慢的，成为高年级律师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例如，君合律师事务所有着“3级9档”的清晰晋升通道，海问律师事务所则采用了“8年律师+顾问/合伙人”的晋升制度。虽然红圈所的底薪在行业内有着绝对优势且每级晋升均会伴随着薪资调整，但较长的晋升周期也限制着一部分优秀律师的成长与发展。后期晋升的困难与收入付出的不成正比也使得一部分律师主动跳出“红圈”，寻求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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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圈所迎来“降薪”
红圈所一直被视为行业顶尖，无论是其薪资变动还是内部举措，一举一动都被视为行业重要动态，牵动着同行及想要进入红圈所的法学生们的心跳。而近期，红圈所的一系列举措似乎给所有人都泼了一盆冷水。后疫情时代，红圈所也扛不住了吗？“如果不能降低Entry Level，那就创造Entry Level之前的Level。”自去年始，红圈所开始大规模向23届应届生发放paralegal、legal executive等offer，也就意味着应届生们要额外花费一到两年的时间才能晋升为原本的一年级律师/律师助理。虽然这一时期工作内容基本和律助/一年级律师一致，但薪水却更低，目前legal executive的薪资范围大致在一万到两万不等。
入职单位性质分布*来源于《南京大学法学院2023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对于应届法学毕业生而言，做着入门级律师的活、却拿法律助理收入，有变相“剥削”之嫌。面对从外所传来的Paralegal和Legal Executive的概念，不少法学生也因看不清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动摇了进入红圈的念头。这种思想上的转向也在近年来各大高校法学院就业去向的数据中得以体现——大批法学生正在涌入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此外，便是牵动更多人心的降薪和裁员举措。近两年来，几乎所有头部律所都进行了不同幅度的降薪，不论是改变薪资结构、工资延迟发放还是团队结构调整，实质上的“降薪”已然成为了行业内公认的事实。作为行业天花板，红圈所降薪的事实更是动摇了很多从业者对律师行业发展的信心。虽然看似光鲜亮丽，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客户需求的变化，红圈所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涉外非诉业务一直以来都是红圈所的业务基石，而近几年外资客户的撤出，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红圈所的基石不再那么稳固。在虎诉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刘煜暄律师看来，“红圈所降薪、裁员、跳槽，肯定是至少未来一两年内的趋势。因为红圈所的盈利模式不再适用于当下了。”在刘律师看来，“红圈所的人才结构一直是“倒金字塔”型的，上面是多年累积下来的大量的资深律师，下面是起薪卷到3万5都招不够的律师助理。”这些位于金字塔中部的资深律师一方面面临着生存压力，一方面又缺少业务承揽的能力，因此，在降薪潮来临之时，这一群体是尴尬的，不少资深律师选择跳槽，走出“红圈”，寻找转身的良机。而对于红圈所而言，“劝退”资深律师、减少成本压力似乎也是其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做出的必然选择。
有人说，属于律师行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以自身经验清晰地感知到，后疫情时代，律师行业整体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行业内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客观存在，行业外部的“风吹草动”也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行业的整体发展。你的收入还好吗？面临这样的行业形势，律师们又应作何回应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