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春晚， 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王爷与邮差》，终于登上了央视的春晚舞台。
陈佩斯和朱时茂演的太好了，
当晚的现场，你几乎可以听到全国数亿观众的笑声穿透电视机，形成一阵可触的音波。
那一天，全国的寒冷还挥之不去，
但春晚笑声却温暖了无数家庭的心灵。
这年是陈佩斯和朱时茂最后一次上春晚，
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同台演出。
可，台下的观众都不知道这场最后的演出。
他们坐在黑暗中，享受着那些在聚光灯下的“演员”给为陈佩斯朱时茂带来的欢乐。
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的是，
台上的朱时茂的眼神中，有太多的不舍和情深。陈佩斯，脚也比之前沉重了许多。
灯光熄灭，观众离开，留下的是——
那两位已经精疲力尽的喜剧老狗。
他们两个人都太累了，
一方面，喜剧做的太累了。
喜剧是世界上最折磨人的艺术，因为它需要演员将心魄都投入其中，太辛苦了。
他们年纪上来了，经不起春晚的折磨了。
一方面，时代已经变了。
这部《王爷与邮差》本来早该在3年前，就应该登上春晚的舞台，但是某位领导一句话就给否了，说要改，可怎么改，没说。
领导只留下一句“要与时俱进，得紧跟潮流。”但问题是，当陈佩斯和朱时茂真的想与时俱进，却发现自己的作品被像塑料玩具一样拆解、重组，直到认不出它原来的模样。
删删改改，内容早已面目全非。
观众看到的其实也是半阉割版。
所以陈佩斯和朱时茂，身体和心理上非常的痛苦，痛苦不在于表演和创作过程，而是在于你为了它付出的心血，被权力一句话就抹掉了。
你辛辛苦苦挤出一滴汗珠，想要给人们带来欢笑，结果呢？有人上来就用纸巾擦掉了，
那些擦掉你眼泪的人，还说非常鄙夷的笑着对你说：“这是不对的汗，再挤一滴试试？”
在现在这个时代，他们找不到那个说：“你们先上，出了事，我负全责”的老干部了。
对待艺术和创作者的真诚和尊重，现在看来，成了历史里的老物件，越来越稀有。
那种有担当的人和精神，如今也是越来越少。
似乎这一类人只存在于新闻存档和故纸堆里。
漫天都是“为了大众的接受度”，“为了市场的需要”。好像大家都是喜气洋洋，
要建立起一座全世界最优质的牧场，
确实，我们建起来的牧场是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好了，可，牧场主只有一户人，
牧场的管理层也只有那为数不多的人，细化到各个部门，又有领导和车间主任，
更多人是在被“剪毛”。
过去的那些铁骨铮铮的老干部，虽然不懂艺术，有的时候也不明白艺术到底是什么，但是他们鼓励创新，愿意给年轻人机会去开拓。
他们鼓励创新，深化改革，出了问题，他们第一个站出来，愿意把责任扛在肩上。
所以，那些年的中国电影也好，中国喜剧也好，又或者是中国文学也好，我们的艺术家犹如在阳光下的舞者，自由、奔放，因为他们背后有那些真正懂得欣赏的观众，
有那些守护他们的“大树”。
而现在呢？遇到点儿风吹草动，就开始打太极，推来推去，找不到个能说话的人了。
文艺工作者就像是雨中的行者，没有伞，四处寻找一片可以避雨的屋檐。
每次出发，都得背上一副重重的铠甲，小心翼翼，深怕哪怕一个不小心就被权力抹掉，
更令人感到窒息的是，
在过去历史瞬间里，很多人都以为会是全新的开始，却不曾想到：开始即已是结束。
许多人，其实不知道，中国文艺禁区的最早的思想解放和绿灯是从音乐开始的。
在80年代，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老人一句话打开了国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
但，那个年代的很多人，转变没那么快，他们被困在一座巨大的传统思想帽子店，每天都要为自己选一顶新帽子，又怕选错了被人笑话，所有老一辈也不让年轻人选帽子，
他们也都害怕犯错误。
中国摇滚就是这样，被困在“帽子店”里。
当年，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的摇滚音乐人丁武，就在街上被一个警察拍了拍他的长发，用那种“我是为你好”的语气告诉他：“你这样对得起你的爸妈吗？回去把头发剪了。”
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的崔健。
他当年的“七合板乐队”不被看好，不仅是爱质问“你们这是在搞什么”的路人不看好，连团里大人物也看不顺眼，还把他心爱的吉他、鼓和其他乐器，都被团里“收归国有”。
崔健他们几乎要疯了，但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那些乐器被带走。不久，电话铃响了，原来是北京宣传部的“贵宾邀请”。
他们“热情”地邀请崔健去市委参加一个“茶话会”。崔健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茶话会，而是一场关于“艺术与道德”的“高级座谈”。
在会议室里，众多领导面无表情地坐在那，好像是来看场大戏。崔健坐在那，面对那一排排的严肃面孔，只能低头轻轻地说：“音乐，就是音乐，没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会议结束后，崔健走出了大楼，他知道，中国摇滚乐，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只是，崔健怎么也没想到，原本漫长的路，很快因为遇到了一个老干部就走完了。
这个老干部叫「王昆」，当年的东方歌舞团团长和书记。在她掌管歌舞团期间，她坚持文化事业一定要坚持走“百花齐放”道路。
1986年，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年份，但对于摇滚乐界，那可是个转折点。这一年，崔健踏上了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的舞台，崔健用她的吉他开始嘶吼，
他演唱的《不是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带有太多年轻人的冲动和不满。
但现那些保守的评委，看着不理解摇滚音乐，也不喜欢这么躁动的摇滚音乐。
崔健首轮比赛就被淘汰了。
不过，在那一堆“正经”的评委中，有一个人的眼睛一直盯着崔健，就是老干部王昆。
彼时的两人，并没有太多交集。
直到不久后，王昆在国内发起了一场「世界和平年·百大歌星联唱」，崔健听到了这个活动，就报名去参加。王昆想起了崔健这个人：年轻，冲动，血性，但也积极，阳光。
年轻人就应该多去尝试新鲜的食物。
虽然老干部王昆自己虽然不懂摇滚，但是她知道，中国音乐不能只唱红歌，摇滚虽然反叛，但是年轻人哪里没点反骨。
于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就让崔健上了，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在“世界和平年·百大歌星联唱”，崔健唱的那首《一无所有》正式标志着中国摇滚乐从地下走向地上。
不仅是给崔健和中国摇滚乐按下绿灯，王昆还给中国的流行音乐按下了绿灯，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流行音乐虽然在地上了，但也还是跪着的，上不了正式台面。
官方也认为，流行音乐就知道「谈情情爱爱的小资生活」上不了台面，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的“良好价值观”，官方就下了那个看似荒谬但又符合那个时代的规定：三个或以上的流行歌手，不能够同在一个舞台上演出。
但，王昆顶着压力，打破了打破了三个流行歌手同台演出的惯例，同时用一首表达“大爱”充满凝聚力的《让世界充满爱》，扭转了80年代的中国大众对流行音乐的看法。
我们熟知的蔡国庆，毛阿敏，韦唯，田震，也被王昆挖掘，而在演唱会后走红。
2014年，就在那个“把歌声留给未来——王昆和她的朋友们专场演唱会”筹备过程中，
这位老干部，突然感觉头痛得像是被十五个鼓手在她脑袋里狂敲。她没能坚持到演唱会那天，因为突发的脑溢血，她就这样匆匆与世界告别，享年89岁。
王昆对于中国流行音乐的贡献，真的是如天翻地覆一样的。没有她，那公开的、光明正大的流行音乐演出，可能还得再跋涉几十年。
中国摇滚音乐和流行乐，可能还得躲躲藏藏，像做了错事的小孩，偷偷摸摸地唱。
她没能看到的大型演唱会，也许她上天了，能坐在最好的位置，俯瞰这片她耕耘过的音乐土地，静静听着她的朋友们为她唱歌。
王昆走后的第五年，黄一鹤也走了。
1983年，一个光辉的年份，央视决定在这年底为全国人民搞个联欢晚会，用大家熟悉的话说就是“把全民的脸笑开了花”。
不过，财政紧张，没钱弄那什么录像技术，而直播这种东西，在那个年代简直就像开盒子的惊喜。黄一鹤被指名为此次直播大军的统帅。为了搞得轰轰烈烈，黄导出了个绝招——建立点播热线。他说，“这玩意能和老百姓拉近距离，不然联欢会还叫个啥联欢。”
第一届春晚轰然登场，那四部“高科技”热线电话，都快被人民的热情烧化了。工作人员都累得气喘吁吁，手上全是笔迹。
那些条子几乎要成为一座小山，其中有一首歌，《乡恋》，更是高居榜首。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每隔几分钟，工作人员就得跑来跑去，《乡恋》条子越堆越高。
当夜，吴冷西部长亲临现场，检查和督导。黄导和洪副台长两人像是触电的鸡，不敢放任。每次传递条子，都得先经过吴部长的“严审”。
很快《乡恋》这首歌的条子，都快盖过吴部长的桌子了，老百姓都想听。可，当这一大摞的条子放到吴冷西老干部面前时，那情景啊，就好像是他见到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吴部长的头上就差没冒绿烟了。
吴部长的额头上冒出一颗颗汗珠，事情麻烦了：因为这首《乡恋》是李谷一的歌。
这首《乡恋》因为在制作上非常像邓丽君的歌，因此被人戴帽子是资产阶级的腐朽物。
李谷一也被嘲讽是“不知国恨的歌女”。
1980年，主管国内文化的一位领导，直接点名《乡恋》是文化的糟粕，当年吗《北京音乐报》甚至还刊文骂道：一首腐朽的黄色歌曲，充满了夜总会的资本主义味道。
洪副台长看情况不妙，悄悄挪步，鼓起勇气道：“《乡恋》这歌，其实没啥不妥的，就是情感上比较细腻，立场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吴冷西走了几步，似乎正在与自己的良心博弈。然后，他做出了那个决定——“给我唱！”就这样，夜幕下，《乡恋》的旋律在每个中国家庭中飘荡，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李谷一的《乡恋》也就这么解禁了。
跟随着一起解禁，还有中国喜剧小品。
在喜剧小品，正式登上春晚以前，
中国几乎是没有喜剧表演的，即便有喜剧表演，身上也都是带着某种“政治任务”。
所以，每一年春晚，央视的高楼里，热闹与紧张并存。新的春晚准备在“风生水起”的氛围中进行，但政治的大手，总是让人们时常感受到冰冷的触感，广电处处要审。
很快，这个审核就到了陈佩斯和朱时茂的那里。
当年，朱时茂和陈佩斯在八一厂文艺表演的时候弄出来一部小品《吃面条》。
因为“好看又好笑”，两人在八一厂的动静太大了，北京城里的文艺工作者都知道他们的名字和小品，于是这件事就传到了黄一鹤那。
黄一鹤很多事要忙，就想让姜昆骑自行车去找。没办法，那个年代的中国通讯条件非常落后，打电话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更何况这是请人家来上春晚，打电话多没诚意。
姜昆看到陈佩斯和朱时茂后，三个人聊的也非常投机，两人也愿意上春晚，后面彩排的时候也一切非常的顺利，但是，突然就在最后一次彩排期间，有人打了小报告。
说，《吃面条》是，精神污染，太过诙谐，不适合在春晚这么严肃的舞台上去演。
因为领导发话了，谁也不敢动。
可，这种事情也没有一个正式的通知文件，所以临近到春晚开始了，也没人敢做决定。
后来还是黄一鹤，最后顶着“精神污染”的警戒线和前途，冲着朱时茂和陈佩斯说：
「你们两个人先上，出了事，我负全责」
那场的表演非常成功，陈佩斯自己也说：
“1983年的《吃面条》是当时社会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它标志着人们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压抑和沉默之后，终于可以笑了，人们终于走出了那层灰蒙蒙的阴霾。”
又是《乡恋》解禁，
又是《吃面条》开创新篇章。
因为第一届春晚，老百姓特别喜欢，第二年春晚的准备工作，就跟现场炒股票似的，没人知道下一秒会出现啥大风大浪。
热闹也像一个要闹翻的市场，每个角落都是议论声，有人问，春晚的尺度到哪里？
有个不怕事的人直接提议说，“咱们能不能上那些芭蕾、流行歌曲这类的？”广电部层层领导为了保持“正统”，对这些“外来的东西”眼皮子直跳，说：不行，那些软绵绵的歌，轻飘飘的舞，不合适，这些都是“精神污染”，春晚要表现好“统一团结”。
黄一鹤和洪民生正想玩点新意，一听这，像是被人泼了盆冷水。直到他们看到《中英联合声明》的新闻，黄一个灵感闪现说，“我们要团结，为什么不请个香港歌手？”
于是他借了湘潭图书管理员话：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右之分，但大部分人都是好的，所以，把港台演员请过来也是人之常情。”
于是，黄一鹤找到了张明敏。
没想到张明敏刚过“政审”，黄一鹤的电话就响了，是吴冷西的秘书，意思很明确：“黄，你想好了，港台艺人是红线，不行！改还是撤，你黄一鹤看着办。”
黄一鹤的脾气也上来了，没多想就回了一句：“告诉部长，我这就走。”电话那头一片死寂，然后黄一鹤，直接把电话摔了。
腊月二十七，不知道是谁在保佑，副台长洪民生和广电部打了整整一个上午的电话，终于把这事稳住了。广电的有个位高权重的领导，心里也没底，但还是给开了绿灯。
春晚播完，央视这边的电话又响了。
这次是一位超级大领导的秘书，秘书说领导很喜欢那首《我的中国心》，想带家人学唱。黄一鹤心想，这下稳了，从此春晚也多了香港的元素，并且从那年开始——
港台艺人上春晚也成了固定节目，
每年要有，必须要有。
就这样，倔脾气的黄一鹤，不仅没有被开除，反而因为“开创了历史”被委以重任。
2019年4月8日清晨，央视春晚开创者、首届春晚总导演黄一鹤，去世，享年85岁。
看到这里，我相信各位读者也发现了，
时代，其实现在常抱怨的那样的残酷。
每个时代的艺术家，都像马戏团的杂技演员，每次都要在空中飞跃，每次都要有勇气去踩那根微弱的钢丝，每次都要为了观众还有自己的内心——为了冒险，而掉下去。
环境一直没有变过。文艺创作，还是那根薄薄的钢丝。你上去，你就得小心，两边是悬崖，没地方给你错。怎么办呢？过去的人选择了拼，选择了坚持，选择了不妥协。
过去的人，那种敢于为了一点点真实，一点点情感，一点点观众去撞破那铁板，甚至不惜用自己的未来，还有前途，去冲撞。
早年的黄一鹤摔电话，可以说是以一己之力撞破了时间的障碍，成了传世佳话。而如今，你让我找个现在的人，能有这么大胆子的，我估计要挠头挠到秃顶。
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家，似乎都变得太过“明白”。明白什么呢？规矩，流程，框框……还有就是“风险”。所以，都都成了老实人。
不摔电话，只会按流程操作，然后低头办公，争取每一次的机会——这样挺好的，但是已经没有人真正为了艺术去冒险了。
人都变得太谨慎，
可是文艺又不是科学创造，
它不需要24小时的谨慎。
文化的钢丝舞蹈真的很像那种极致的舞蹈表演，高空中，没有任何保护，风吹得人要摇摇欲坠，但每个舞者都努力地保持平衡。
过去的艺术家们就是这些舞者，勇敢地在文化的高空中跳跃，不惧风雨，不惧坠落，
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他们的使命，那是他们的生命。
那个时代的艺术家还有老干部，面对的是那么多的困难和阻力，文化压迫、政治压力、社会预期……但他们为了心中的那个信仰，那个纯粹的、为人类带来温暖和希望的艺术，他们敢于冲破一切，哪怕是自己的前途。
但现代社会呢？我们这一代人，在物质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但在精神上，似乎有些迷失了。那种为了一个信念去奋斗的勇气和决心，似乎变得越来越淡。
我们拥有了那么多的工具和平台去表达自己，去创作，但我们真正创作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够触动人心、真的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声音吗？
所有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就跟我们选择手机的品牌，但忘了手机最重要的内容是接受与传递信息，其他的不重要。
过去的艺术家，他们是真正的舞者，舞在那个高空，舞在人类的心灵。而我们，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沉，忘记了那种轻盈，忘记了那种飞翔，也不敢飞。
人们都说：创造都是带着脚链在创造，在我看来并不是——这个脚链从来就不存在。
决定看见什么的，从来就不是令，
而是人，人决定人可以看到什么。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真的想，如果这些老干部还在，他们会怎么看待现在这个局面？
我想，他们一定会大骂：“你奶奶的，王八蛋”。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