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孙维世在狱中去世，时年42岁，这一消息传来时，整个中国文艺界震惊不已。她曾是新中国舞台上的璀璨明星，也曾是周总理夫妇视如己出的干女儿。而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竟只留下了一件大衣和一笔2000元的存款，这一切都传递到她的养女孙小兰手中。如此微薄的遗产，蕴含的却是无限的爱与关怀，也道出了孙维世短暂而波折的人生。
孙维世的名字，也许对如今的年轻一代稍显陌生，但她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她的父亲孙炳文是革命烈士，早年为反对国民党而被害。作为革命烈士的女儿，孙维世从小就在政治的风浪中成长，自幼失去父亲的她，和母亲任锐四处辗转，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9岁之前，她没有真正安定过，母亲不仅是她的唯一亲人，也是她早期的革命导师。在母亲的教育下，孙维世从小耳濡目染，时常帮助母亲送信、销毁秘密文件。她的童年，不是普通孩子的嬉戏打闹，而是在秘密斗争中锻炼心智。这段经历无疑为她后来走上革命和艺术的道路埋下了伏笔。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6岁的孙维世前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找到父亲生前的好友周总理，希望能够参加革命，在这次相遇中，周总理认她为干女儿。此后，她与周总理和邓颖超建立了深厚的家庭关系。他们将孙维世视为亲生女儿一般，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指导。在延安的岁月里，孙维世不仅接受了革命的洗礼，也开始展露她在艺术上的天赋。她很快成为延安文艺界的代表人物，并于1939年被毛主席批准前往苏联深造。
孙维世在苏联度过了不平凡的几年，她进入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习导演专业，这在当时是极具前瞻性的选择。苏联正处于卫国战争的艰难时期，生活条件十分困苦，但孙维世从未因此要求任何特殊待遇。她坚持与苏联人民一起排队领取配给物资，参与义务劳动，甚至为战场伤员输血。她不仅是一名艺术家，也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这段留学经历不仅拓宽了她的视野，更让她在艺术领域中成长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她对戏剧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热爱为她回国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孙维世学成归国，她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中，导演了多部经典话剧，成为中国话剧界的领军人物之一。她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革命精神，赋予戏剧以宣传革命的力量。她曾改编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并将其搬上中国的舞台，引发了巨大反响。但是，正当她的事业蒸蒸日上时，命运却为她安排了另一条充满曲折的道路。
孙维世在一次导演话剧《保尔·柯察金》时结识了演员金山，这段感情让她的生活轨迹彻底改变。金山比她年长十岁，已经有了家庭，但孙维世依然对他情有独钟。这段恋情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尤其是金山的婚姻问题。尽管周总理夫妇多次劝阻，但孙维世依旧嫁给了金山。
但是，这段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1950年，两人刚结婚不久，金山在朝鲜期间出轨，孙维世选择了隐忍和原谅，试图挽救这段婚姻，但内心的伤痛却难以抹去。这段婚姻的失败，成为了她人生悲剧的序幕。
1968年，孙维世被卷入了当时的政治风暴，孙维世被捕入狱，最终在狱中离世。她的死因被官方报告为“蜘蛛膜下腔出血”，但外界普遍认为她是被害死的。42岁的孙维世，未能等到她本该拥有的荣誉和幸福，便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死，让无数认识她的人感到震惊和悲痛，尤其是周总理。他亲自批示要求保护孙维世的遗体，但最终连孙维世的骨灰也没有保留下来。
孙维世的离世，给她的养女孙小兰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孙小兰是孙维世在1950年收养的。当时的孙维世刚经历了一段婚姻失败的痛苦，她渴望通过养育一个孩子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孙小兰的到来，给孙维世带来了些许安慰。她将养女取名为“小兰”，与自己的小名相同，表达了对她的无限喜爱。尽管工作繁忙，孙维世始终将小兰放在心上，悉心照料。孙小兰在她的呵护下，度过了最幸福的童年。
但这段母女情缘也因为孙维世的早逝戛然而止，孙维世的去世，对年仅18岁的孙小兰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失去了养母，她感到无依无靠。直到孙维世的遗物——一件大衣和一张存折——送到她手中时，她才意识到母亲在最后时刻依然没有忘记她。大衣的口袋里装着2000元存款，这是孙维世留给养女的最后一笔财富。2000元，并不算多，却是孙维世能给予孙小兰的全部，这笔钱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母亲最后的牵挂和爱。
孙小兰在养母去世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决定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最终在上海找到了亲生母亲端木兰心。而此时的端木兰心已病重，不久后便去世了，再次失去亲人的痛苦，让孙小兰的心境愈加沉重。命运似乎一直在捉弄她，她的人生充满了波折和磨难。最终，孙小兰选择移居加拿大，试图逃离过去的阴影，寻找属于自己的平静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