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时期，张琴秋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陈赓、陈再道、王宏坤、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王新亭、刘华清等这些威名赫赫的共和国将军们，当时都曾是她的部属。
走上革命道路
1904年11月15日，张琴秋出生于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的一户小康人家。1912至1920年，张琴秋就读于石门振华女校。在这里，张琴秋结识了她的小学同学孔德。后来，张琴秋认识了孔德的丈夫沈雁冰（茅盾），接着也认识了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早在1921年4月，沈泽民就经沈雁冰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3年夏，张琴秋考取了南京美术专科学校。正巧，党中央派沈泽民去南京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两人于是同行。
入学不久，张琴秋由于家庭困难，便辍学回到母校振华女校担任代课教师。在半年多的代课日子里，张琴秋开始真正接触到社会，她看到了军阀统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感到非常茫然。张琴秋把自己郁积在心中的烦恼和苦闷，全盘写信告诉了沈泽民。她的直率和富于反抗的见解使沈泽民深为感动，他发现年轻的张琴秋是一位有志向、有理想，善于思考的青年，便多次热情写信帮助，并先后寄去《社会科学概论》等许多进步书刊。在沈泽民的帮助下，张琴秋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努力追求真理与光明。这一时期，他们通信频繁，感情也日渐升温。
1924年初，张琴秋辞去母校的代课教师，来到上海，寄宿在沈雁冰家，后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恰巧，沈泽民此时已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张琴秋与沈泽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25年11月，张琴秋与沈泽民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
1933年11月30日，沈泽民因病逝世，享年33岁。1963年4月15日，沈泽民的迁葬追悼仪式在湖北红安隆重举行。抱着沈泽民的墓碑，张琴秋不禁潸然泪下。在回顾沈泽民时，张琴秋深情地说：“泽民同志是我一生中的良师益友。通过他，使我找到了党。从此，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救出了我这条温柔的、又好似迷途的羔羊。否则，像我这样的人，至多不过当一名贤妻良母罢了。没有党的引导和帮助，决不会走上革命道路。这是我永远也忘怀不了的。”
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创立妇女独立团
1932年11月间，在红四方面军翻越巍巍秦岭，进入关中平原前夕，张琴秋被正式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也是土地革命时期乃至整个战争年代，女战士在我党军队中所担任的最高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张琴秋为红军唯一的女将领毫不为过。陈赓（大将）、陈再道（上将）、王宏坤（上将）、许世友（上将）、王建安（上将）、洪学智（上将）、王新亭（上将）、刘华清（上将）等这些威名赫赫的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们，当时都曾是她的下属。
1933年夏，张琴秋从红江县委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当部队离开通江、巴中、南江一带北上时，张琴秋带领500名女战士，担任护送300名红军伤员的任务。在苦草坝附近时，她们遭到了军阀田颂尧一个团的袭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她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打得敌军晕头转向，敌人还误认为是遇上了红军主力。张琴秋抓紧时机，向敌人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组织大家向川军的士兵喊话。川军士兵们纷纷掉转枪口，产生哗变，将川军营以上军官们捆了起来，投降了红军。捷报很快传遍了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从此，“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枪”，及“女将军张琴秋指挥如神”的故事在根据地广为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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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组成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两个方面军，张琴秋与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二十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同为西北局委员，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
2000年出版的《张国焘传》，将张琴秋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傅钟等人并列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建国后张琴秋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没有在部队工作，所以1955年没有给她授衔。否则的话，以张琴秋红军时代的资历，是完全可以授中将乃至中将以上的军衔的。建党80周年前夕，北京一家著名报纸在“80位共产党员的故事”中，称张琴秋为“红军唯一的女师长”。但这是不准确的，张琴秋并未担任过其所说的“妇女独立师”的“师长”，而是“妇女独立团”的团长。但她后来所担任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却是远远高于师长。
与陈昌浩的婚姻
1936年7月，在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婚。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进入甘肃河西走廊。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虽英勇杀敌，但仍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1937年3月14日，陈昌浩在甘肃石窝山南麓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包括张琴秋在内的20多位师团级干部参加。陈昌浩宣布：军政会决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两位首长离开部队，突围回陕北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由李先念、李卓然等负责指挥西路军余部突围。当晚，陈昌浩和徐向前悄然离开了部队。临别时，鉴于西路军失败，陈昌浩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与张琴秋说什么话。
张琴秋在分散突围中被俘，1937年8月，张琴秋被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不久，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敌人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接出狱。10月，经历劫难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
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辗转回到自己的故乡武汉，后来回到延安，在中宣部当了一名普通的科长，同时在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兼课。在延安，他们夫妻团聚了。由于过度劳累，陈昌浩的胃病复发，久治不愈，在缺医少药的延安无法根治。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骑马时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共中央于8月20日作出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医治，同时毛泽东也批准陈昌浩可以一同去苏联治病。
8月27日，周恩来、陈昌浩在延安机场登上了一架道格拉斯飞机。张琴秋也到机场为陈昌浩送行，两人依依惜别。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秀贞带着长子陈祖泽经重庆千里迢迢奔赴延安，但此时陈昌浩已去苏联。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他们找到了张琴秋碰碰运气。面临这种尴尬情况，张琴秋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热情的她对倍感失落的刘秀贞的生活作了妥善的安排，还将陈昌浩临行前给刘秀贞的一封信读给她听，大意是对刘秀贞说：谢谢你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来延安，我又不在此地，实在对不起你了。希望你好好听琴秋的话，安心学习文化，以准备将来搞好抗日工作。
在张琴秋的帮助下，刘秀贞很快就办理了入伍手续，先在延安干部子女保育院工作，后又安排在保育小学工作。在张琴秋的帮助下，努力学习文化与政治，进步很快，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了一名光荣的抗日战士，也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有一天，张琴秋突然对刘秀贞说：“你和昌浩是结发夫妻，感情也很好，又有两个孩子，过去是革命与战争使你们分离了；现在我应该退出来，让你们团圆。”她的话讲得平静、诚恳而又真挚。刘秀贞听了，连忙答道：“那不行！我没有文化，又没有做工作的本领，完全不能帮助昌浩工作；你和我不同，你有文化和工作经验，你过去帮助过他工作，今后还可能帮助他工作。你们的结合才是般配的，退出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你。琴秋呀琴秋，快别这样说了，你若再这样说，那就是赶我快点走。”刘秀贞也说得十分坦诚。
张琴秋听后，不禁为刘秀贞的聪明、果断和坦率感到深为佩服。一道棘手的婚姻难题，被刘秀贞的一席话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不久，在组织的帮助下，刘秀贞正式解除了与陈昌浩的婚姻关系。就这样，一场历史遗留下来的婚姻难题，在张琴秋、刘秀贞这两个女人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中，妥善地解决了。刘秀贞后来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周益结了婚。周益怀着对老首长陈昌浩的崇敬与热爱的朴素阶级感情，默默地担负起照顾刘秀贞生活与抚养陈昌浩后代子孙的责任。
在陈昌浩去苏联治病并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而无法回国不得不长期滞留苏联后，他与张琴秋的婚姻便名存实亡，组织上也同意了张琴秋提出的与陈昌浩解除婚姻关系的要求。1943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苏井观结为夫妻。
新中国成立后，张琴秋担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丈夫苏井观则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夫妻两人都是部级领导，这在当时还是凤毛麟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