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昨晚，是不是去过队部？”队长刘正华站在门口，手里夹着烟袋，脸上带着点笑，可那眼神却让人发慌。
我一下子愣住了，心里咯噔一下，手里握着的饭碗差点掉地上。刘德全倒是反应快，瞅了我一眼，嘴巴动了动，小声嘀咕：“他咋知道的？”
事情要从几天前说起。那是1973年，春天刚到，陕北的风还是冷得刺骨，吹在脸上像刀子刮似的。我们几个北京知青插队落户在北山沟村，已经三年了。这地方，穷得很，穷得连野菜都吃得差不多了。去年遭了灾，天旱得厉害，夏粮秋粮基本绝收。。
刚过完年，我们从北京返村时带回的粮食也快见底了。每天数着锅里的米粒儿过日子，心里发慌。那天晚上，刘德全坐在炕头上，指着空了一半的米袋子，满脸愁容：“再这么吃下去，咱几个非得饿死不可。”
我叹了口气，心里也发紧：“要不去找队长借点？不然没法熬了。”
“借？”刘德全翻了个白眼，“队里那点粮食，自己都吃不饱，能借啥给咱？”
他话音刚落，郭二虎也插嘴了：“要不……咱晚上去队部瞧瞧？万一那窑里还有点存粮呢？”
屋里顿时安静下来。谁都知道这事说白了就是偷，可谁也不想饿着肚子干活儿。半晌，刘德全咬了咬牙：“咱就是‘借’点，等以后有了再补回来。”
夜里，风刮得呼呼响，村里安静得只能听见狗叫声。我们几个摸着黑，提着布袋子，悄悄往队部去了。粮仓的门锁得死死的，窗户也关着，可顶上的小天窗却开着。刘德全最灵活，踩着我的肩膀，一下就爬了进去。
里面黑漆漆的，他打开手电，低声喊：“有点高粱！还有谷子！”
我心里一紧：“别动种子！”可声音小得连自己都听不清。
他没理我，扯了一布袋高粱递了出来，又装了点谷子。眼看着袋子越来越满，我心里急了，低声喊：“够了，赶紧出来！”
天快亮时，我们悄悄把粮食藏在屋后柴火垛里，谁也没说话，心里都像压了块石头。
第二天早晨，正吃早饭呢，队长就来了。他拎着一袋高粱面站在门口，脸上带着笑，可眼神透着一丝古怪。他把高粱面放在地上，说：“知道你们没粮吃，先给你们送点儿。别饿着肚子干活儿。”
我们几个赶紧站起来，连声道谢。正要松口气，他忽然话锋一转：“不过，队里的谷种和高粱种子少了些，你们几个，知道不？”
屋里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我低头不敢吭声，刘德全抬头看了队长一眼，刚要开口解释，队长却摆摆手：“行了，我知道咋回事儿。种子要紧，赶紧还回来。”
我们几个硬着头皮把昨晚“借”的粮食都还了回去。队长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年轻人，犯错没啥，改了就行。没粮吃，我刘正华不会让你们饿着。”
可谁知道，队长刚走没多久，村里的老支书也来了。他拎着一袋苞谷面，说是给我们几个的。我推辞不过，接过来时，心里不是滋味。
晚上，刘德全坐在炕头上，低声说：“咱能不能想办法，把种子补回来？”
我愣了一下：“咋补？”
“咱不是还有点钱吗？到镇上瞧瞧，看看能不能买点种子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揣着仅剩的几块钱，翻了两座山，到镇上的供销社。谁知道，种子确实有，可钱只够买一小袋。我咬咬牙，把身上仅有的路费也掏了出来，总算勉强买了半袋谷种和荞麦种子。
回到村里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队长看着我们提回来的种子，愣了半天没说话，最后叹了口气：“你们几个啊……”
后来，队里又收到了上级发的救济粮，虽然不多，可总算让大家熬到了夏收。那年的麦子长得不错，秋天还打了个大丰收。村里人的脸上总算有了点笑模样。
可是，我的日子却不怎么好过。到了1974年秋天，我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临走前一天，队长硬塞给我一袋红薯干，说是让我路上吃。我心里难受得不行，把自己仅剩的几件换洗衣服和口粮都留给了队长家。
离开北山沟村的那天，我坐在火车上，望着窗外的黄土山，心里五味杂陈。
几年后，我回到了北山沟村。这一次，我带了两袋白面和几瓶酒，想给老队长和乡亲们送点好东西。到了村里，才知道队长病了，躺在炕上起不来。我提着白面进屋，队长的眼睛一亮，挣扎着想坐起来：“小赵啊，你回来了……”
我赶紧扶住他，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队长拉着我的手，反复念叨：“村里人还惦记着你们几个呢。”
后来我才知道，那年我们“借粮”的事，队长早就看在眼里，却一直没声张。他知道我们几个年轻人拉不下脸开口，才故意送粮来点醒我们。这件事之后，他还常念叨，说咱北京来的娃儿，心里是有数的。
现在的北山沟村早就变了模样，村里的路修好了，家家户户都住上了砖瓦房。可每次想起那个半夜“借粮”的夜晚，想起队长的苦笑，我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味。
故事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只是啊，每当想起那片黄土地，想起那些善良的乡亲，我就总忍不住想，这些年走南闯北的漂泊，到底图了个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