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提的真棒，个人看法如下：
1、“君权神授”的大旗被扯下
两汉能维持数百年，核心源泉就是“君权神授”。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基石，提出了"大一统"和"天人感应"论。
皇帝受命于天，自此皇权开始神秘。
既然权力来自于"天"，那么皇帝就得每年岁首时向“天”做一个工作汇报，如果做的不好，就要下罪己诏。
当然，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不行德政，为政不宜于民，那么”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警告皇帝。
如果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皇帝失去天下，让另一个有德者居之。
刘彻非常欣赏这套“君权神授”的理论，在他的大力推广下，朝廷上下普遍吸收、接纳了这一思想，结果就是大家默认皇位只能是刘氏的，由此阻断了很多兵强马壮者的想象，令世家大族不敢觊觎。
除非刘氏无德，天下又出现一个圣人，才可取而代之。
想篡位，你得看看自己是不是那块料？！
西汉末年， 有一个人想挑战下，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道德模范，也是大家心目中的那个“大圣人”。
王莽。
平时只吃素食，不用酒肉。
全国大旱，并发蝗灾，王莽带头献出土地救济灾民。
诸侯、王公、宗室上奏赞颂王莽的功德，数十万百姓齐颂王莽的德政，赞许他可与古代的圣人相比。
最终默认其改朝换代，结果王莽一坐上皇位，就倒行逆施，十几年时间，大汉人口锐减了一半。
王莽的负面案例也警醒了所有觊觎皇位者，刘氏帝位不可轻夺，非刘氏不称帝这个共识延续了一百多年后，被两个人废了！
灵帝卖官、董卓废帝，在二人的努力下，君权神授的大旗被扯下大半。
直到献帝东归洛阳，堂堂大汉天子像个乞丐一样流浪（乘舆时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
至此，君权神授的大旗被彻底撕下，皇帝的威严在众人眼中荡然无存。
彼可取而代之，成为众多野心家的一致想法!
2、宦官失势
刘秀开国后，对外朝作了全方位的肢解。
大司马这个对皇权威胁最大的官职，刘秀将其直接改回汉朝初立时的太尉，但是东汉的太尉相比西汉，权力大幅削弱。
太尉不再有军队调动权，仅分管日常事务和军事官吏的考察与监督（掌四方兵事功课,岁尽,即奏其殿最而行赏罚），是否开战、将领的任命权全部收回刘秀手里，由皇帝直接掌握军权。
丞相也被阉割，权力被司徒、司空划分。
如此一来，外朝最强大的三公就不可能像原来的大司马那样，出现一家独大的权臣。
朝廷大权集中到了尚书台，刘秀将西汉的主客曹分为南主客曹与北主客曹，加上西汉的尚书五曹，合为六曹（世祖承遵，后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
尚书台只能为皇帝出谋划策，起草政令，政策的制定权、决策权统统在刘秀手里（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
权重自然事也多，过去五日一朝的皇帝那就是勤政的好皇帝，刘秀则达到了“每旦视朝，日仄乃罢”的地步。
到了明帝刘庄时，就有些扛不住了，需要兄弟刘苍帮忙分担。
人性是贪图享乐的，东汉后期，再也没有出现像光武、明章那样勤政的皇帝。
三公以“录尚书事”的头衔又逐渐开始参与国家大事，士大夫集团开始日益跋扈。
比如：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意思就是天下楷模是李膺，不怕强梁横暴是陈蕃，天下才智出众是王畼
又出现诸如"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朗朗上口的外号。甚至上李膺的府邸拜见，在读书人口中称之为“登龙门”，之前哪朝哪代敢说拜见臣子是去“登龙门”？
皇帝又懒得亲手去制衡，那么扶持宦官上位就是顺其自然之事。
因为宦官群体的特殊性，意味着他们获取权势的唯一途径，就是获得皇帝的信任。换句话讲，宦官和皇帝是利益共同体。
宦官虽然能权倾朝野，为祸天下，但唯独不会害皇帝。
但是经过袁绍的血洗，洛阳的宦官几乎被屠尽（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诸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馀人，或有无须而误死者）
曹魏建国后，对宦官也是严防死守。
为了避免宦官重新崛起，曹丕彻底废除中常侍和小黄门，改设散骑常侍，同时下令宦官担任的最高职务不得超过诸署令（诸署指的是后宫里负责服务的太官、御府、尚方、中藏府等机构，诸署令是他们的负责人）
可以威胁士大夫的重要力量被皇帝自己禁锢了。
别小瞧公公们，他们的政治敏锐度相当强。
袁绍私下密谋时，就被宦官发现，中常侍赵忠曾警告袁家：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
有这帮宦官在，司马师的三千死士是否会曝光？
3、信念的扭转
两汉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引导下，士大夫以忠君报国，守土安民为己任。
就拿皇甫嵩为例。
驻扎长安的左将军皇甫嵩手握重兵，董卓对他很忌惮，为了保证迁都安全，他以天子名义征皇甫嵩入洛阳。
皇甫嵩与董卓之间有旧怨，朝廷之前任董卓并州牧时，要求他把手下的人马交给皇甫嵩，董卓不肯交出兵权，皇甫嵩为此上书朝廷弹劾董卓。
诏书送达关中，皇甫嵩的长史梁衍建议：董卓霸占京师，擅自废立，现在又征将军您，您如果去了，大则有生命之危，小则受困遇辱。趁现在董卓还在洛阳，天子即将西来，将军可以率众迎接至尊，奉令讨逆，袁绍等人在东，将军您在西，董卓可擒！
从个人利益出发，皇甫嵩完全可以不奉诏，但皇甫氏满门忠烈，其叔父、凉州三明之一的皇甫规，从小给他灌输的都是忠君报国的思想。
因此，哪怕前路危险，皇甫嵩依然奉诏入京！
当然有一点需要说明，皇甫嵩没有受党锢之祸的影响。
初举孝廉、茂才。太尉陈蕃、大将军窦武连辟，并不到。灵帝公车征为议郎，迁北地太守。
但是更多的士大夫却在党锢之变中与汉家离心离德。
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先后处死，各地陆续被逮捕、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百余名。
还有更多的党人选择了逃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张俭，由此还引出一个历史典故：望门投止。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
后来单骑入荆州、与同郡张俭等号为“八及”（指与张俭、岑晊、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的刘表也在逃亡之列！（与同郡张俭等俱被讪议，号为“八顾”，诏书捕案党人，表亡走得免）
太多名士被党锢之祸所牵连，尚书令黄香曾孙、太尉黄琼之孙黄琬，因党锢在家待了近二十年（遂免官禁錮，幾將二十年）
二十年啊，设想如果你是一个刚毕业的名牌大学生，信心满满踏上社会，结果政策宣布，你从此不能在任何企业任职，你会不会崩溃？！
要不是黄巾之乱，这帮士大夫永无出头之日，这种时候，你在和他谈什么节操，什么仁义，什么道德，什么忠君爱国，他可能只会回你一个字：滚！
既然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已经无法吸引他们，索性追求自我。
这也是“道本儒末“出现的一个重要背景，以强调个体的道家学说为主干，以注重社会功能的儒家学术为枝叶。
魏晋开始，玄谈、纵欲、斗富等行为开始大批量的出现于人物列传中。
所以，只要有人能开出高价，能给出高官厚禄，效忠曹魏还是司马，对士大夫来说其实无所谓。
心态好的就享乐，有野心的则准备取司马而代之（代表人物：诸葛诞、钟会）
有没有解法呢？
有，那就是蜀汉。
皇叔兴复汉室为己任、关公舍弃富贵义气为上，丞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此才能力挽汉人大厦不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