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聊到关于东周时期为什么“镐京”没有继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内容，自然会激起一些区域性网友的非议。这个也很正常，阅读量不大，争议的回复还是不少。可惜的是，大多数还是不管内容就以骂当先的，无甚真正值得去探讨的东西，懒得。倒是有一点，让我看的哑然失笑，有些朋友，竟然为了维护所谓城市尊严，将“九鼎”简单的定义为传说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了。

前几日，我自驾了一趟山西，去逛了一下位于太原的山西博物院，深深地被这片风水宝地上所承载的深厚历史所吸引与震撼。在博物院一楼的展厅中，我看到一幅“禹贡总图”，上面明确的标注了“九州”的区域，刚好想起有朋友评论时提到的“九鼎”的真实性和功能性，便决定在本篇文章里，就来从哪个被周武王放置在洛阳的“九鼎”聊起。

在被后世认为是大禹著的《禹贡》一文中，大禹系统性的根据地理、水文等因素，将当时的“天下”分为“九州”，分别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并且与明确的区域划分与区分。可在当时划分的所谓“九州”，甚至还尚不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权之下，比如荆州的东南区域，冀州的东北区域等。所以，这个“九州”的划分，实际上只是大禹，或者说是当时的执政者对于管理天下的一个理想化的构架。而居中的自然就是大禹的封地，以及后来的夏国都所在“豫州”。所以，最早的天下之中，所指的也就是现今河南大部以及湖北的部分区域。

建立了这个“九州”的架构后，据传，在当时大禹就设置了“州牧”来管理各州，这个州牧是一个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类似于现在的省长。然后禹为了强化统治的正统与威严，令九州贡献青铜，铸造“九鼎”象征九州，并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然后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史记·封禅书》中有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所以在我看来，关于“九鼎”来说，起码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它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之重器”存在的。

其实，至于为什么铸造九鼎，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另一个在我看来相当有道理的解释。那就是在禹的时期，冶金铸铜技术已经开始高速发展，而这项技术最大的一个功能当然不是铸造生活或者祭祀用的器皿，而是武器。禹成为夏王后，为了进一步的巩固政权的稳定性，就要求各地将能用来铸造的矿石以及已经铸造好的铜器全部上缴，然后铸成九座铜鼎。对外宣称是铸造了象征天下九州的宝鼎，而实际上，则是将天下能用来打造武器的原材料一股脑的囊括殆尽。不管这个说法是否有佐证，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些意思的。

那么，历史上还始终有一个争论，就是象征着“九州”的九鼎，究竟是每个州各有一只共九只鼎，还是一只象征着九个州的鼎呢？这个上面似乎还真有着一些争议，因为在很多文献资料中都有关于九鼎的记载。而最早记载“九鼎”的史籍，则是在《左传·宣公三年》中，更有趣的是，它实际上是在记录一件其他的事情时提到了“九鼎”，这件事，不仅牵涉到了本系列文章中的一个主角之一洛阳，更产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问鼎”。

《左传·宣公三年》有记：“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建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本段文字的大致意思，就是在周定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乘晋国内乱之机，挥师北上兴兵攻伐陆浑之戎。这个“陆浑戎”，实际上是一支在战国时期从陕甘地区迁至“晋南”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华夏族”部族，居于现今河南嵩县及伊川境内。在本系列文章的第十六篇联“戎”的申国与“陆浑戎”：聊一聊我眼中的西安与洛阳（十六），我曾经较为详细的聊过陆浑戎的由来，在此就不多赘述。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当时的文章。至于楚国为什么要打“陆浑戎”，当然不是楚庄王心血来潮为了周王朝王畿周边的民生来维护治安的，而这还要从春秋时期秦与晋的恩怨说起。

想必大家对于晋国“申生重耳”的典故都多少有所了解，申生留晋而身亡，重耳流亡他国落魄19年，却在60岁在秦国的支持下返回晋国成为国君，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在重耳返回晋国之前，在春秋时以“乱”著称的晋国又发生了一场动乱，那就是“夷吾争位”。姬夷吾，晋献公的庶子，他的母亲是重耳母亲的妹妹。在太子申生受骊姬诬陷自杀后，他也逃离了晋国，来到了当时属于秦国势力范围内的“梁”地，也就是今山西省渭南市的韩城市区域。其实他和重耳一样，他同样受到了秦国的支持，而且，先重耳回到了晋国，成为了晋国国君，史称“晋惠公”。

夷吾当初为了谋的秦国的支持，便向秦穆公承诺，一旦他成为了晋国之主，便将晋西之地，也就是当时属于晋国的黄河以西的区域赠与秦国。至于是八城还是五城，这倒不打紧。这对于一直有心逐鹿中原的秦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于是，秦国便倾力支持夷吾返回晋国成功上位。同时还以重赏+封地的诱惑，让以晋国大夫里克和邳郑为首的士大夫阶层支持自己，最终，夷吾成功的登上了晋国国君的宝座，史称晋惠公。

可上位后的晋惠公却立马跟变了个人一样，先是让邳郑前去秦国推诿扯皮，把答应赠送河西之地的承诺直接撕毁，同时，又找借口杀了当初支持自己当上国君的大夫里克，在邳郑回国后，又网织罪名诛杀邳郑和里克的余党七舆大夫。这让晋国国内已经对他的做法有所非议。随后，夷吾甚至对周天子派来的使臣召公姬都傲慢无礼，因此他受到了“召公”的讥讽，同时，也引起了周王室的不满。后来，晋国发生饥荒，向秦国求助，秦国以德报怨给与了晋国极大的支持，《左传·僖公十三年》：“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从秦国运往晋国的运粮船只络绎不绝，也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内陆河道水上运输，史称“泛舟之役”。

可谁知道，这个晋惠公实在是个擅长背信弃义的家伙，一年之后，秦国也遭受的天灾饥荒，秦国向晋国求助，在众多大臣一致认为应该倾囊相助的额情况下，晋惠公竟然听从的舅舅虢射的建议，要趁着秦国国内饥荒动荡，去进攻秦国！《史记·晋世家》中记：“秦饥，请籴於晋。晋君谋之，庆郑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约。晋饥而秦贷我，今秦饥请籴，与之何疑？而谋之！”虢射曰“往年天以晋赐秦，秦弗知取而贷我。今天以秦赐晋，晋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谋，不与秦粟，而发兵且伐秦。秦大怒，亦发兵伐晋”。

结果是啥？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想着脸都不要也得去占便宜的晋惠公，却在战场上输给了秦国。“韩原”一战，甚至连夷吾本人都被秦军俘虏了。后来，还是多亏了晋惠公的姐姐，也就是秦穆公的夫人着丧服跪地拜求，同时周天子也派人过来当和事老，晋惠公才“躲过一劫”，在兑现了奉上河西之地之外，还将世子子圉送往秦国作人质，女儿妾在秦国作侍女。同时，秦穆公还要求将原本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一个被能征善战的部族“陆昆”迁徙到了晋南之地，也就是被后世称为“陆浑戎”。

按秦国的想法，这样一个好战的部族，完全可以成为晋南地区的一个不安定因素，进而牵制晋国。但没想到，到了洛阳以南的“陆浑戎”，对于晋国的收留还是比较感激的，于是，虽然凭空又给周王室找了一个麻烦邻居，但同时，他们倒也成为了晋国南部一股可以阻挡始终窥于中原的楚国北进的屏障。楚国当然不会对这个在他们看起来完全针对自己的布局视而不见，于是就出现前文中所提到了楚庄王前往洛阳“问鼎”的事件。

公元前606年，周定王元年，楚历庄王八年，被后世称作楚庄王的“芈吕亲率大军，以“亲王”维护京畿地区治安为由征讨“陆浑戎”。虽然骁勇善战，但却未了兵法的“陆浑戎”被击溃退入山林，而“乘胜追击”的楚国部队，则直杀到了洛阳城下“观兵于周疆”。新登基的周定王“姬瑜”连忙派大夫王孙满带上赏赐酒肉前去楚营“劳军”。他到达洛水之南楚军营帐相连，见楚王居于中帐而不降阶相迎，便清楚楚王今天是有别的想法了。果然，见面之后，王孙满表达了天子对于楚军的谢意于赞赏，而楚庄王则做出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僭越之举”，那就是他问王孙满：那个置于周王城的“九鼎”，究竟有多重呀？

这当然是一个大逆不道的问题，显然，正值事业高峰的楚庄王，在当时已起了对于周王室取而代之的心思。王孙满又岂能不知，但他依然义正辞严的半解释，半训斥的告诉楚庄王：“一统天下在德不在鼎”，说白了，这事儿就不是你应该问的问题！而且，周王室气数未尽，你也别有这个心思！楚庄王不仅即失望又不满，可当他得知以秦、晋两国为首的多路诸侯也已经在“亲王”的途中时，斟酌权衡之后，便悻悻然退兵而去。而历史上，则留下了“问鼎”的典故。

楚庄王“问鼎”，自然是进一步的说明了此时的周王室已经礼崩乐坏，威严不在，以至于诸侯竟然敢于以下犯上行“僭越”之举。但从另一个角度上，则是以实例证实了“九鼎”的真实存在性，以及“九鼎”对于天下王权的意义。而历史上，并非只有楚庄王一人敢于去“问鼎”，还有一个做的过分，直接就去“举鼎”了。这个人，就是在楚庄王“问鼎”300年后，秦国的第二十七代国君秦武王“嬴荡”！

秦武王是秦国历史上一个极其激进好战的君主，实际上，秦国开始一统天下的作战计划，就是从他这一代开始辅助实际行动的。他在位之初，便兴兵东进，派左相甘茂统兵直指从晋国分裂出来的韩国都城宜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西的宜阳县韩城附近。秦武王四年（前307年），秦军攻克宜阳孤城，斩首六万。秦军乘胜渡过黄河，夺取武遂，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的垣曲县区域。此时的韩国国君韩襄王韩仓连忙派使臣前往秦营谢罪，处于对军队养精蓄锐的考虑，秦武王表面上答应了韩国的求和，而实际上，已经做好了进一步彻底攻占韩国的军事部署。

就在秦武王志得意满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让后世先莫名其妙，然后又贻笑大方的决定。那就是，前往周王城炫耀武力，不光是要“问鼎”，还要和麾下大将孟说试图“举鼎”。这举得鼎，自然是象征着一统九州天下王权的“九鼎”。武王先是问大力士任鄙和孟贲谁能举起来，任鄙直接知难而退，孟贲则是倾力到眼眶之中眦出血泪，才勉强将鼎抱起一点。秦武王想来对自己的力量非常自信，便亲自上阵，竟真的将重逾千钧的通鼎给抱起了半尺有余。可当他准备前迈一步时力竭，铜鼎直接砸到了武王的左小腿上。嬴荡随之就被疼晕了过去。当晚，便在洛阳城中不治身亡，年仅二十三岁。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武王举鼎”的典故。

文末，咱们来闲聊一下。首先就是所谓“九鼎”，究竟是一个被称作“九鼎”的青铜器，还是真的就有九个各自代表九州的“鼎器”呢？在我国的汉语体系中，“九”所代表的常为虚数，指最大的意思，所以，如果单纯从名称上面来说，“九鼎”未必就是九个鼎。但是，如果根据记载，由于“九州”是有明确定义的，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九鼎”，显然更应该就不存在虚数，而是实打实的九个鼎了，而且，大禹当时是将九州各自的名胜山川等具有代表性的图案雕刻在了代表各州的鼎上，难不成大禹会在一个大鼎上刻出来一份华夏地图？

根据《史记》记载：秦武王举鼎时，是选了一个“龙文赤鼎”，为什么会有如此详细的描述呢？那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个鼎和其他的纹路不同。就像明代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中所讲：此为“雍州鼎”。《战国策》中也有记：“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这是记载周人颜率以九鼎来周旋与窥视周王室政权的秦、齐两国之间的故事，鉴于本篇文章的长度已经足够，就不详细陈述了，总结来说，就是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游说斡旋与大国之间而保卫周王室政权与尊严的过程。但此文，却明确的指出了“九鼎”，确实是九座鼎。

那这个鼎应该有多重呢？有记载说重达千钧！“钧”这个古代度量单位，在其对照重量为三十斤，而秦代，具体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度量衡，一斤重达现在的二百五六克，也就是现在的0.2KG多，因此九鼎每只若真重千钧，那这个“千钧”重量是1000*30*0.2=600KG，也就是1200斤，往大了说，就算1500斤。这个重量，和现今发现的最重的商周青铜器“司母戊鼎”的重量相近。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大墓的“司母戊鼎”（后更名为“后母戊鼎”），鼎重875公斤！这个重量，确实有国之重器的气势，一般人肯定是搬不起来，更别说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