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港

初到非洲，第一次参观中国企业承建的中西非第一大港口，一幅画面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些巍峨的艟舻贾舶、比栉的堆场重柜、参差的船坞吊塔、穿梭的转运轮轓，都不过是这帧画面囫囵抽象的底色，我脑海中形象鲜明的，是与这一切格格不入的一座破铁皮小屋：简陋歪斜，四面透风，它像一只摇摇欲坠的鸟窝，安静又赫然地趴伏在伟岸的混凝土防波堤旁。

“那是‘船长’的房子，”同事介绍说：“没有人会去打扰他，施工设备都尽量绕道行驶。”

同事口中的“船长”，是一位真正的船长。在我后来逐渐得知的一些掌故传言中，有人说他是从中国抵达赤几的第一艘船船长，不幸船在巴塔港发生了严重的故障，再也没能修好；有人说随他来到赤几的至亲因为感染疟疾离世了，“船长”就再也不愿意离开，精神状况也出了些问题；有人说他曾经是元首和政府高官的坐上宾，他手里还有一道总理的手谕，请求国境内的人民给“船长”的余生生活以便利和援助；有人说由于种种原因，使领馆至今未能联系上“船长”国内的亲人，而“船长”本人似乎也无意改变自己这种浪人的生活……单是这些只言片语的拼接，就足以令人戚嘘。

几天后，即将离岗向我交接的师兄带我到政府部门办事。半道儿上有同胞朝我们挥手请求搭车。师兄爽快停车，甚至帮着来人把几个破旧的包袱提上车。我看看腕表，跟jefe（领导）约的时间很快了，不禁皱眉。

港口防波堤

再看来人，五十来岁，腰背挺拔，神情严肃，腋下夹着一个更加破旧的公文包，朝我礼貌性地点点头。我回他一个微笑，心里却希望他能早点到地儿下车，因为此人带上车来的一股气味……实在都点熏鼻。

“麻烦你送我去项目办，”他对开车的师兄说：“我有个项目要跟政府谈。”我有些吃惊，“项目办”是赤几“国家项目办公室”的简称，俗称“黑楼”，能在那儿谈的必然是大项目。

师兄点点头，掉转车头--- 我在心里哀嚎，开始酝酿着待会儿怎么数落师兄耽误要紧事。要知道，踩点本地政府一把手的上班时间，是多么考验人的技术活儿！

那人下车的时候，师兄把我们车里的面包饼干和饮用水又塞了一袋子，一同递给他。那人推辞，师兄坚持，还把自己头上遮阳的帽子摘下来，给那人戴上：“我要回中国了，这个给你用吧，可以防中暑。”

那人最终谢过，提着大袋小袋下了车。师兄朝他挥手：“保重了，船长！”

我呆怔在“船长”留下的难以言说的气味里，师兄放下车窗玻璃，毫不留情地拍了一下我的脑袋：“记住他，能帮的时候就帮一把……”

我点头，看见“船长”在“黑楼”阔气的门厅里坐下，拿出师兄刚才给他的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方便的话，以后也给你的继任者交代一声。”师兄补充说。

师兄回国后，我接触了一些华人社团的事务。华人圈里提起“船长”都是百感交集，归于一声叹息。触动我的，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家都默契地配合着“船长”给自己编织的各种情境，从不戳穿；与他熟络而平等地相处，并默默在“船长”遇到困难时不吝周济、及时相助。

后来有一次，“船长”生了场大病，很严重疟疾加伤寒，上吐下泻，生命垂危。顾总领事很着急，召集企业和侨团代表商议，中国医疗队马上收治了奄奄一息的“船长”，不少华人都主动捐款捐物，或是前去看望和照料。卧床一个多星期后，“船长”奇迹般地康复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船长”继续在烈日下的大街小巷里游弋穿行，步履匆匆，若有所逐，不知所之……饿了坐下来啃一支政府救济面包房的咸面包棒，或许附近有人会给他送来一瓶水或是果汁，而他依旧会有礼貌地推辞，然后道谢收下，安静地享用；困了就回他在港口搭建的小屋子躺会儿：也许靠近他熟悉的波涛汩没，能给他一种时光依旧安然的错觉？也许他只是困在一场乘风破浪跌宕起伏的梦里，不肯醒来？也许港口的机械轰鸣，反而能让他获得暂时的平宁？也许这种遗世的姿态，已经成了他修炼的一种哲学？也许也许……很多玄幻的“也许”，最后却得到了一种质朴真实的回应：他想要回避和抛弃的人间，终究没有回避和抛弃他。

赤几城市

我在离开赤几的前几天还见到了“船长”，他头发白了很多，背脊也佝偻了，那场病对他的健康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想到这个逐渐苍老颓貌已现的男人，曾经应是一位气宇轩昂、意气风发的船长，怎能不让人难过，感到哀凉？当我特地带着接任我的新翻译去认识“船长”的时候，却没能再找到他。

犹豫良久，我还是写下了这些文字。

我与“船长”不过数面之缘，也不曾正式有过交流。他的故事很长，而我只参与了其中无关紧要的一鳞半爪。按理知所未的，不该轻言。但我不知道以后的以后，还会不会有人记得“船长”的故事？还会不会有人在来来往往的逐梦奔徙中折戟沉沙、走火入魔？还会不会有人郑重记录下，非洲小国华人圈里这些曾经萍水相逢里的善意？也或许，会不会还有“船长”在国内的亲人朋友，能看到我这篇“自以为是”的文字，给迷途天际的舟子，一点归航的希望--- 哪怕是一些想象的空间？

晚照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