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治港”是由邓公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提出来的一个治理香港的方针，这一方针由香港《基本法》进行保障，也是香港回归之后，实现平稳过渡的保障。

早在1984年邓公提出“港人治港”时，就已经提出“港人治港”的界限和标准就是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来治理香港，但在实践过程，香港方面似乎只遵循了“港人治港”这一点，而忽略了“爱国者”这个限制。

以至于“反中乱港”事件频出，并在2019年的“修例风波”中达到顶点，混在香港政客中的“反中乱港”分子与美西方反华势力“里应外合”，极大地破坏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现在，“反中乱港”政客已经逐步被清除，但实际上，“港人治港”的败类还不止这些“乱港”政客，更包括一些被“糖衣炮弹”打中的港府高层，他们都有可能会破坏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 “反中乱港”政客开始被清除

2019年的“修例风波”让大多数香港人至今“心有余悸”，那是在“反中乱港”分子和美西方反华势力里应外合之下，推动形成的一场旷日持久的“黑暴活动”，不仅对香港民众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还严重冲击了香港法治的基石，重创了香港的经济民生，破坏了香港的繁荣稳定。

直到中央政府果断出手，香港《国安法》落地，香港社会才真正实现了拨乱反正，由乱转治。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不少香港政客也在支持黑暴活动，甚至是策划着谋取香港的“独立”，他们虽然是“港人治港”方针下管理香港的“自己人”，但确实不是“港人治港”界限下的“爱国者”，而是“港人治港”中的败类。

比如，就在今年11月19日，香港国安法下首宗“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就在香港西九龙法院宣判，“反中乱港”分子戴耀廷等45人被判罪成，并被判处10年到50个月的有期徒刑。

戴耀廷等“反中乱港”分子串谋在2020年香港立法会初选上取得“至少35个席位”后，否决一切议题，以此瘫痪特区政府运作，令香港社会陷入危机。

实际上，此前香港政坛上像戴耀廷这样的“反中乱港”政客，也是他们在支持着2019年的黑暴活动，导致黑暴活动愈演愈烈，几乎无法收场。

而现在，戴耀廷等人被判刑，意味着港府已经开始清除这些“港人治港”的败类，要真正落实“港人治港”的标准，即要由香港人中的“爱国者”来管理香港。

但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港人治港”中的败类，其实也不止这些“反中乱港”分子，还包括港府高层内的腐败分子。而且，他们比“反中乱港”分子更加隐蔽，所造成的伤害也更大。

· 港府高层中也有“港人治港”败类

或许是受到港剧的影响，在大多数国人心中，因为香港廉政公署的存在，香港一直都是政府比较清廉的地方，而且大家基本上都会知道香港的制度就是“高薪养廉”。确实，廉政公署数据显示，在“2024年法治指数”中，香港持续获评为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其中在“消除贪污”方面，香港在142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10位。

但高薪虽然确实可以养廉，但也架不住港府高层被更大的“糖衣炮弹”诱惑，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比如香港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就在2014年时因贪污被判处7年半有期徒刑。许仕仁是当时香港监狱接收的最高层的前政府官员，他也曾为香港立下“汗马功劳”，但最终也没能逃过香港商人的“糖衣炮弹”。

许仕仁1970年进入香港政府工作，1995年成为香港首位华人财经事务司，1997年香港回归后，许仕仁出任财经事务局局长，并配合时任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金管局总裁的任志刚成功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击退了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保住了香港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

也正是因为这样，许仕仁一度在香港金融界声名远扬，并被认为是财经领域的中流砥柱。

2005年，曾荫权当选特首后，许仕仁出任政务司司长，这也是许仕仁在港府内担任的最高职位。2007年时，许仕仁还获得了香港大紫荆勋章，这是香港授勋和嘉奖制度下的最高荣誉，用以表扬那些毕生为香港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士。

也就是说，香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认可许仕仁的贡献的，但就在2012年，许仕仁突然被廉政公署拘捕，理由是他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和许仕仁一起被捕的还有新鸿基地产联席主席郭炳江、郭炳联兄弟等4人。

许仕仁被指控涉嫌收受郭氏兄弟的贿赂，并因此向他们披露了政府内部机密资料。因为许仕仁涉嫌在无申报或披露的情况下接受免租金使用两个住宅单位和两笔无抵押贷款，涉及金额巨大，此案被称之为是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贪污案之一，一度被称之为“香港世纪贪污案”。

经过2年多的调查和审理，2013年底，许仕仁被判罪成，最终许仕仁被判处7年半有期徒刑。

许仕仁就是典型的被“糖衣炮弹”打倒的港府高层，和他类似的还有前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只不过，汤显明幸运地“安全落地”了。

2013年，廉政公署宣布调查廉署“一哥”汤显明，此事也一度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廉政公署收到了多次关于汤显明用公帑提供款待、收受或馈赠礼物和纪念品等多项投诉，于是对汤显明是否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做出了调查。

最终，律政司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汤显明的宴请、馈赠礼物是出于贿赂目的，或者享受到了“延后利益”，即使提起刑事检控，汤显明也不会被定罪，因而没有对汤显明提起控诉。

但这难免影响到了香港民众对于港府、廉政公署的观感，又或者说，香港市民恐怕很容易觉得，汤显明是在“打擦边球”，汤显明的“安全落地”，可能会导致更多港府高层被糖衣炮弹击败。

当然，或许更加糟糕的是，就连港府的最高层——特首曾荫权都被提起过控诉。

· 香港最高层也逃不过“糖衣炮弹”

曾荫权是一名出身寒微的特首，他的父亲是警察，在曾荫权小时候，在香港当警察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而且，曾荫权的父母不仅要抚养自己的三个孩子，还要抚养早早就失去了父母的3个亲戚家的小孩，一家十一口人挤在狭小的警察宿舍内，日子并不太好过。

我们也可以想象，从一个贫寒家庭的小孩，成长为香港首位华人财政司长，并最终当上了香港特首，曾荫权付出了多少努力。

只是多少努力，似乎都敌不过糖衣炮弹。有人说，曾荫权可能是患上了“政府公职后遗症”，因为随着曾荫权的官职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在他身边巴结、奉承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也不乏香港名流富豪。

而且，当上特首之后，就可以入住政府的豪华官邸，港府对于特首和家人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的，这难免会让曾荫权飘飘然而忘记了自己的本分，逐渐被糖衣炮弹腐蚀。香港民间曾有不少人指出，曾荫权和港澳许多富商来往密切，中间可能有一些“猫腻”。

到了2017年，曾荫权因为“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罪成而被判入狱20个月，让他成为了香港开埠以来被起诉且被定罪的最高级别官员，这更让人相信曾荫权属于“港人治港”中的败类。

根据媒体报道，这主要是因为曾荫权被控在香港行政会议审批雄涛广播（后改名香港数码广播公司）营业牌照期间，没有申报他和该公司大股东黄楚标的关系，即他打算租用黄楚标在深圳东海花园的一处豪宅，以便他卸任后入住。

不过，在2017年1月，曾荫权刑满释放后，他提起了终极上诉，最终上诉得直，他的罪名被撤销，只不过因为他已服刑完成，此案就不再重审。

可这也并不妨碍一些人相信曾荫权是被糖衣炮弹攻陷了，因为令曾荫权被撤销罪名的理由是原审法官没有对“蓄意失当行为”中的“蓄意”正确指示陪审团，可能会造成陪审团误解。这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属于程序问题，属于抓住了程序的“漏洞”，而非曾荫权确实无罪的“铁证”。

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立法会议员曾评价曾荫权称，他是因为想要在卸任后仍享受“特首的礼遇”才会踏上歧途，可见，糖衣炮弹的威力有多么强大。而且，到现在为止，香港名流、不法商人的“糖衣炮弹”都不曾“停止攻击”。

虽然在曾荫权、汤显明、许仕仁三人之中，最终只有许仕仁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有罪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三人都是反面教材，应该让所有公职人员引以为戒，时刻注意躲避糖衣炮弹，以免成为大众眼中的“败类”。

参考资料：

香港廉署前一哥汤显明安全着陆，律政司不对其提出刑事检控

香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