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网络上出现一种争议性言论：“只要还有农民，三农问题就解决不了，只有消灭农民才能彻底消除三农问题。”这一观点看似犀利，实则暴露出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严重误读，甚至隐含着对农民群体的偏见。我们不禁要问：农民真的是国家发展的“绊脚石”吗？乡村振兴的出路，难道真的是“消灭农民”吗？
争议背后：从“消灭农民论”到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消灭农民论”并非新观点。早在2013年，就有学者提出“农民消亡论”，认为小农经济阻碍现代化，需通过规模化农业替代个体农户。2020年，经济学家王福重再次抛出类似言论，称“国家富强需消灭农民”，引发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农民群体“极自私、愚昧、落后”，其分散经营导致土地撂荒、粮食安全风险，唯有将其转化为农业工人，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三个核心事实：首先，农民是粮食安全的基石，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20%的人口，离不开亿万农民的耕耘。即便当前存在土地撂荒现象，但农民仍是农业生产的主体。还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包袱，农民长期被户籍、土地制度束缚，承担着为国家工业化输血的代价，其“身份”而非“职业”属性，是城乡割裂的结果，而非农民自身的过错。然后，乡村振兴的复杂性，农村空心化、老龄化加剧，但简单“消灭农民”无法解决养老、教育、土地流转等深层次矛盾。
为何“消灭农民论”站不住脚？
逻辑错误：混淆“身份”与“职业”
“农民”在中国长期被固化为一种身份，而非职业。所谓“消灭农民”，实则是推动农民向现代农业从业者转型，而非否定其存在价值。例如，美国农业工人占比仅2%，却支撑起高效农业体系，但这需配套的土地流转、技术培训和社会保障，而非粗暴“消灭”。
忽视农民的主体性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以农民为中心”。历史经验表明，违背农民意愿的政策往往适得其反。例如，人民公社化运动因忽视农民自主权导致生产力倒退；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因尊重农民选择，才释放了农业活力。若将农民视为“问题”而非“伙伴”，必然加剧干群矛盾，阻碍政策落地。
低估转型的社会代价
强制农民进城或剥夺土地承包权，可能引发两大危机：粮食安全风险，规模化农业若缺乏有效管理，反易导致土地垄断和生态破坏；社会稳定性问题，2.6亿农民工若无法在城市扎根，又失去农村退路，将成为社会隐患。
解决三农问题的正确路径：从“消灭”到“赋能”
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经营权自由流转，将承包权与身份脱钩，让农民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户籍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农民工市民化权益，消除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城乡差异。
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推广数字农业，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优化生产，但需避免盲目引进高价设备，应结合国情发展适用技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业技能培训，推动“小农”向“农业经理人”转型，而非简单淘汰。
自下而上的乡村振兴：激发农民主体性，政策设计需倾听农民需求，避免“干部干、农民看”。例如，华西村成功的关键在于“两头一致”——既贯彻政策，又尊重群众意愿；分类施策，东部城郊村可发展休闲农业，中西部偏远村需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不搞“一刀切”。
乡村振兴不是“去农民化”，而是“为农民化”
农民不是负担，而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所谓“消灭农民论”，既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未来的短视。唯有以制度保障农民权利、以科技提升农业效能、以包容推动城乡融合，才能走出一条“农民消亡”到“农业新生”的共赢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