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48年奥运之旅
1948年,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号角在伦敦响起,中国代表团也踏上了前往英国的旅程,参加这场国际体育盛会。这是中国第二次派出代表团参加奥运会。
在出发前的几个月,代表团的训练条件极为艰苦。不仅训练设施简陋,连基本的运动器材都难以配备齐全。这些运动员大多来自各地的体校或是业余体育俱乐部,他们的日常训练往往受到资金短缺的严重影响。即便如此,教练和运动员们还是尽力以赴,希望能在有限的条件下达到最佳状态。
长途跋涉到达伦敦,对运动员们来说是又一重大挑战。旅途的劳顿使得他们到达比赛场地时已经疲惫不堪。由于当时的国际航班不如现在发达,整个旅程断断续续,需要多次转机,这对运动员们的体力和精神状态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到了伦敦,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又是一系列新的挑战。饮食习惯的不同、时差问题以及与其他国家选手的技术差距,都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比赛开始后,尽管中国运动员们表现出了顽强的斗志,但在技术和经验上与世界顶尖选手还有一定的差距。比赛结果,中国代表团未能获得任何奖牌。一些外国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甚至有的不无讽刺地表达了对中国成绩的看法。
其中,英国《镜报》刊登的一幅漫画尤为引人注目。漫画中画了一名体型瘦小的运动员,他身穿中国队的运动服,手举一面大旗。旗面上并非光荣的奖牌,而是画着五个鸭蛋。
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事业的挑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体育事业更是几乎从零起步。当时,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专业的体育学院,培养体育人才的渠道极其有限,现有的少量运动员和教练多为业余水平,难以承担起发展现代体育的重任。各类体育队伍的组织也显得散乱,缺乏系统性。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体育设施十分落后,许多地方甚至连一片平整的操场都难以找到,更遑论国际标准的训练场地或设备。
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央政府迅速将体育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提出,体育也是国家形象和综合实力的体现。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央政府将体育发展列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政务院很快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市建立专门的体育机构,负责推广全民体育活动,并初步建立起体育管理和组织体系。虽然全国各地起步的速度和条件有所差异,但总体上,这一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对于体育事业的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政府还提出在各地推动体育活动的具体措施。许多学校开始增设体育课,工厂、农村也鼓励职工和农民参与运动。虽然这些运动形式较为简单,多为跑步、广播体操等基础项目,但对于长期缺乏体育活动的社会来说,这已经是一项重要的进步。
为了培养体育人才,政府计划设立体育学院和培训机构。然而,由于师资力量的匮乏以及资金和物资的限制,许多体育学院的筹建进展缓慢,甚至部分地区只能依靠临时举办的短期培训班培养教练员和裁判员。
加快体育事业发展的政策推动
到了1952年,新中国成立已三年,但体育事业的发展仍然十分缓慢。各地虽在努力推动,但因基础薄弱,效果有限。全国范围内能够正式运作的体育机构还不到一半,许多地区的体育工作依然处于初始阶段。体育资源的匮乏、人才的短缺、设施的简陋,仍是困扰各地体育发展的主要难题。
1952年8月21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常务会议,集中讨论中国体育发展的现状和未来方向。讨论中,有人指出,中国体育事业要摆脱困境,必须加强组织建设,设立统一的管理机构,集中力量协调资源,推动体育发展;也有人强调,要注重培养体育人才,提升运动员和教练的专业水平;还有代表提到,建设更多的体育设施和场馆,以改善运动员的训练条件。
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未来体育工作的机构设置问题。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代表在会议中提出,应在政务院下设立一个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与其他部门平行运作,专门负责全国体育工作的组织和协调。提案中特别强调,委员会的主任一职必须由一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将军级人物担任。
贺龙与体育事业的结缘
当时,中央领导人在讨论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主任人选时,反复权衡了多个方面的因素。体育事业刚刚起步,推动工作需要一位既有组织能力又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人物。贺龙的名字逐渐成为共识。他在西南地区的体育事业中展现了非凡的热情和魄力,为西南地区体育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这一决定经过了多次讨论和协商。毛主席、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对这一提议表示支持。贺龙的工作作风以雷厉风行著称,他在军事领域的显赫战功也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威望。
据说,在决定之前,邓小平曾亲自与贺龙通了电话。这通电话的内容后来在不同场合被人们多次提及。电话拨通后,邓小平开门见山地告诉贺龙:“贺总,有个好差事想请你干,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贺龙在电话那头答得很干脆:“啥子好差事?你尽管讲嘛!”邓小平便向他说明,中央正在筹划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体育事务委员会,目前正在考虑由他来担任主任。这是毛主席和总理都认可的提议,也是党中央的一个重大决定。
听完邓小平的讲述,贺龙没有多做犹豫,直接回应道:“既然中央决定让我干,主席和总理都支持,那我一定干!”通话结束后,邓小平将贺龙的表态汇报给了毛主席和周恩来,最终这项决定得以敲定。
贺龙接受任命后,在多个场合公开提到自己担任这一职务的经过。他明确表示,这不是被强制安排的,而是他自愿接受的任务。他还常用自己的经历来激励下属,告诉他们,体育工作虽然与过去的战场不同,但同样重要。他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我是自愿干体育工作的。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点了我的将,毛主席拍了板,我没有理由不干好。”
据一些与贺龙共事的人回忆,他还曾在与部下交谈时提到,自己在接受任命前问过毛主席,是否会给他足够的支持。他直截了当地问:“我当体委主任,有没有人权和财权?”毛主席答复说:“有!你需要谁就调谁;经费不够,找财政部长邓小平。他是你的老熟人嘛。”贺龙听了后非常坚定地表示:“好,中央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把事情干好!”
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的成立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周恩来总理主持了这次会议,议题之一就是讨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这项议题在会前已经进行了充分的酝酿,与会成员对此都非常关注。
周恩来正式提议由贺龙担任委员会主任,蔡廷锴担任副主任。与会成员对这一提议表示一致赞同。11月20日,任命通知书正式下发,从这一刻起,全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有计划、有组织的轨道。
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后,贺龙立即着手开展工作。他带领团队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体育发展规划,包括加强体育设施建设、培养体育专业人才、推动群众体育活动以及筹备参加更多国际比赛。委员会还根据全国的实际情况,对各地区的体育资源进行了重新分配,力求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率。在贺龙的推动下,不少原本进展缓慢的体育项目迅速得到落实,全国的体育氛围也逐渐活跃起来。
与此同时,体育运动委员会还开始着手建立更为系统的体育管理体系。从学校到工厂,从城市到乡村,各级体育机构逐步完善,一些专业体育队伍也开始组建。
在提升国际体育竞争力方面,体育运动委员会同样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委员会明确提出,要通过参与国际赛事锻炼队伍、积累经验,同时努力争取更高的成绩,为中国赢得国际声誉。
参考资料:[1]陈辉.贺龙元帅:摘掉“东亚病夫”帽子的国家体委主任[J].党史博采(上),2023(2):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