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地处东亚季风带的缘故，降水量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的分布来看，都是极不均匀的。每当春季来临，太平洋上空的暖湿气团萌动，侵入欧亚大陆干冷气团盘踞的华夏大地。通常，冷暖气团在长江流域拉锯，形成江南一带的连绵淫雨。而此时广大的华北大地，正时“春雨贵如油”的春旱时分，少许降水都可以增加夏粮的产量。

待雨区向北推，对黄河流域的夏粮作用已不大。因此黄河流域小麦收成的好坏主要靠着冬季的降雪，故有“瑞雪兆丰年”一说。而入夏以后集中的降雨，又往往造成黄淮地区的涝灾。待亚热带高压稳固地控制了中国东部和中部，没有冷暖锋面带来的降水，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旱，只有垂直气流形成的雷阵雨，才多少削减压在农民心头的担忧。

几千年来，中国以农为本，靠天吃饭。可叹的是，哪怕皇帝祭天祈福，民间遍布龙王庙，都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少好天气。1952年，伟人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新中国兴建了第一批水库。中国当时一穷二白，完靠国家投资来解决水利问题，也不现实。组织和发动刚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农民，联合力量解决水利问题，成了当务之急。

1957年9月24日，《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发布。到12月份，全国已有8千万劳动力投入到水利建设，这又引出新问题，这些超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范围和经济能力，涉及到了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人民公社

河南遂平县查岈山区荒山遍野，连年山洪冲走瘠薄的土地。农民迫切地希望兴修水利，绿化荒山，改善自然条件。魏楼的先锋一社计划在流经乡里的小青河上修一座水库，变旱地为水田。可这样会淹掉二社和三社的几十亩土地。协商下来人家不同意，一社只能降低围堰的高度。堰低蓄水少，种下的50亩水稻只收获了3亩。

在绿化荒山的过程中，地处山区的魏楼有荒山35000亩待绿化，却只有220个劳动力；相邻地处平坡的韩楼早早完成了植树任务。韩楼社长对魏楼支书说，咱们一起干吧。两人一合拍，再经乡党委同意，发动了五个社共3000人上山，奋战三天完成了12000亩荒山的绿化任务。

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使基层干部和群众看到了联合起来的优点和力量。1958年4月20日傍晚，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宣布嵖岈山附近的21个合作社，组成“嵖岈山农业大社”。后来，又并入6个社，共27个农业社、9360户参加。7月初，正式建立“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这样，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河南诞生。

7月中旬，省委获知消息后，立刻集合了《红旗》杂志的编辑以及信阳地委书记，到遂平县进行实际勘察，召开社队干部座谈会，在总结群众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帮助公社研究出一些规章制度，初步制定《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草稿）》。完善了“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理论的基层组织叫公社）和施行纲领。

“章程”集中阐述了“人民公社”的显著特点：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统属公社所有，粮食都入大队的公共粮仓，猪羊等牲畜家禽都入公社大圈，树木房屋也都归于公社管理，由公社统一分配；公社设有公共食堂，记工分，分口粮；成立公共的托儿所、敬老院等；设立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统一领导农林牧副业的生产和供销；“社乡”融合，小乡成立小社，大乡成立大社；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8月，伟人聚精会神地听取了“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汇报，称赞“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后续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经过讨论，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不到一年时间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便在全国普及。嵖岈山的“人民公社简章”，则成了指导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样板性文件。

1958年夏，“大跃进”运动与天气一样炙手可热。一些地方热情高涨，甚至直接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所有个人财产和个人债务都一股脑儿“共了产”，分配上完全实行供给制。

1958年4月，成立“大社”不久，韩楼大队先锋一社搞出了农忙大食堂。由于要赶劳动进度，这个社就把劳动力集中起来，中午也不让回家，在地头支锅做饭，社员饭后继续劳动。这种办法除了加快了劳动进度，还省去了妇女们做饭的时间，体现出“共产主义大家庭”的气势，因此一经“大社”领导得知，马上在全社推广。那时，家家户户都把锅碗瓢盆交到了公共食堂。到了饭点儿，男女老少都去吃。“吃饭不要钱，老少尽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这是当时人们对公共食堂的朴素理解。

公共食堂为广大农民勾勒出梦想家园的美景，吃饭不限量，吃菜不重样。在人们的概念里，只有“放开肚皮吃饭”，才能“鼓足干劲生产”。但一下子有这么多人“放开肚皮吃饭”，又到哪去找可供填满那么多肚皮的下锅米和烧饭柴？其结果就是，多数公共食堂没开多久就已经是寅吃卯粮了。

简单勾勒出当时的农村生活：

公社下设大队，大队下设生产队。哪个节气下稻种，哪个节气种棉花，哪个节气种小麦，哪个节气种瓜果蔬菜……都由生产队长说了算。会计员负责记工分和做帐目，搞年终决算和分配利润计算。保管员负责粮种保存，公用物品及工具的管理等。队上的农具有风车、晒席、犁、耙、水车、插秧机、打谷机、小型耕田拖拉机等。社员用后再拿回队上，告知保管员即可。如有损坏的由队上统一维修。自家小件的生产工具。如：锄头、竽筛、扁担、斗笠、蓑衣等。一赶上队里旱地做工时，大家会按队长说的拿着自家工具出工。

生产队的活有轻有重，重活一般由青壮男社员去干；轻活一般由青壮女社员去干；再轻一点的活，比如说：看水、看鸭、修整菜地、修水沟、喂猪、晒谷等由老妇女和老大爷去干。青壮男社员每天大概是八分工，青壮女社员每天大概是六分工，老年男女社员每天大概是五分工，半劳力每天大概是四分工。

一天出工分上午和下午，上午吃了中饭后大概休息一个钟，吹哨子出工，下午大概六点收工回家。晚饭后，每家出一人拿着家人的工分本去生产队记工分，记工员将其记录在工分簿上，到时月结，作为分配口粮的依据。

打完稻子晒干后，由社员一起去交公粮。公粮打的等级，看谷子的干与湿，好与坏来定等级。这个等级，有时就是粮站工作人员的一句话。工作人员心情好，打个优等，心情不好，则要送公粮的人拉回队里再晒，晒干后，再送去。他们的权利大得很，送粮人员都不敢吭声，大家一个劲地陪笑脸。

生产队为社员过年过节打牙祭，每年都要养十多头猪，主要安排一些老妇人喂猪，也是计工分的。逢年过节杀年猪分肉，肉香味美，正宗的土猪肉，好吃得很。

水利建设是国家的命脉，逢修水库，生产队都要派人。修水库都是大部队做工，人山人海，蔚为壮观，大部分都是青壮劳力报名参加或者是轮着去的，也计工分，且工分较高。

副业也是生产队创收的一个门路，外出搞副业的要向队里交钱。交钱也是有标准的，按标准来折工分。但凡搞副业的人都是队里聪明人，会做生意，交际广，能赚钱。

人民公社的历史功绩

一是支持了国家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中国人不靠偷、不靠抢，完全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勒紧裤带，省吃简用，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二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生产问题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低水平地解决了8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针对发展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问题，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伟人在武昌主持召开八届二中全会，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主要强调了三点：一、企图在条件不成熟时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二、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必须以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基础；三、坚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保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社员的个人财产永远归个人所有。

到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可惜庐山上的风波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曲折，干扰了人民公社问题的及时解决。

围绕着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过。到底国家是组织农民，走合作化、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自由化发展，任由农村两极分化，最后由资本改造小农的资本主义道路，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人民公社一路走来，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耕地复种指数，由1965年的1.38提高到1977年的1.51，相当于增加播种面积1800万公顷。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显着成效，平均每亩增产108公斤。

农业机械化有了大幅进步，农机总动力1980年比1957年增长120多倍，农用拖拉机、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联合收割机、农用运输车的数量都有了数十倍到成百倍的增长。从65年到75年，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分别增产了6.7倍和66倍。以57年为基准，1980年的机耕面积增加了15.55倍，占到总耕地面积的42.4%。

农村水电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1957年前，全国仅有农用小型水电站544个，到1980年增加到79775个，是原来的140多倍。1975年农业用电平均每亩14度，比1965年增加了近5倍。

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即今日乡镇企业的雏形。到1976年，社队企业的工业产值已达到120多亿，劳动力已达到2827万。为逐步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缩小工农差别，打下最初的基石。然而，全国农村的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差，干部力量薄弱，生产比较落后，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没有体现，农民的私有观念比较根深蒂固，对搞集体生产不满意。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户签字画押，决定实行“大包干”（也就是分田到户）。安徽农村首先推行“联产责任制”。一开始，包产到户只是集体合作经营的一个层次，可实际推行时，除了土地公有和承包关系以外，只剩家庭经营了，这也导致人民公社的解体。到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时，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2年的新“宪法”规定要建立乡政府，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要过渡到乡镇政府的党政、政权分开，只保留了单纯的经济组织功能。人民公社不是消亡的，不是崩溃的，而是被解散的。

农村现代化绝不仅仅是解决粮食生产问题，本质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通过公社工业化，农村实现产业分化和劳动力的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又靠公社工业化发展的成果反哺农业，进一步带动农业的现代化，带动农村的城镇化，最终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的和协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指出，小块土地所有制本身是以生产资料、资金和生产者无止境的分散为条件的。它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根本就排斥社会劳动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应用。小农经济的必然结果是两极分化和土地兼并。一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就在大部分自耕农逐渐变为雇农，最后沦入赤贫而揭竿造反的圈子里无限循环。

只有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土地，借助于现代技术和工具的使用，逐渐走上集约化经营的道路，才发展出现代化农业。价格放开，中国农副产品价格暴起暴落，从猪、菜、禽、蛋、水产品，到烟草、茶叶、棉麻、兔毛、羊毛，谷贱伤农的事时有发生。一场又一场经济危机，瓜果蔬菜烂在地里，牛奶倒进沟里，大批农民的投资和辛勤劳动打了水漂。坚持土地承包制30年或50年不变，用行政手段抑制小农经济条件下土地自然兼并，维持农村最低限度的稳定，仅是防止农民陷入赤贫境地，但无法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由于种田不划算，农业中素质较高的农民纷纷弃农而去，进城务工、经商。据四川省调查，目前农村中种田的53%是妇女，老弱病残占了四分之一。分田到户对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的破坏就更加严重了。个体家庭要如何消化几万到几十万的农机，仅靠国家的补贴无疑是杯水车薪。农民对农业投入普遍减少，反而进行掠夺式生产，只种地不养地，农业现代化遥遥无期。

资本主义道路既然走不通，剩下的就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当今农村共同致富典型村无一不是当年没有搞包产到户，或搞过承包又回到集体劳动方式的生产队和大队。如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乡刘庄大队，北京房山县窦店村，唐山市开平区半壁店村，四川宜宾县喜捷镇下食堂村，山东黄县下丁家村，河南临颖县南街村以及江苏江阴的华西村等。

人民公社解散了，缺少集体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农村工业化便无从谈起。人们天真地认为，农民可以自由地进城打工，就能实现城市化、城乡一体化了。其实，离开农村自身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只能造成农村生产要素的净流出，造成农村的衰落。

人民公社是不可能再恢复了，发挥乡镇层次的统筹作用，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利用现代合作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倒是可行的，值得去研究的。

最后的人民公社

全国54000个人民公社，废除了53999个，唯独河北周家庄保留了下来，成了“最后一个人民公社”!周家庄乡属于河北省晋州市，距省会石家庄有一百里，乡辖六个自然村，分为十个生产队，土地面积18046亩，人口13564人。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周家庄人民公社能够侥幸生存，主要归功于当家人雷金河。雷金河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坚信农民走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的道路，是农业实现现代化农村实现城镇化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在雷金河的领导下，周家庄人民公社早早就体现出了制度的优越性。1960年前后，国家经济困难，农村好多地方陷入饥荒时，周家庄却能做到粮食交足国家，自己够吃，骡马体壮。周家庄人民公社集体投资11万元，动工办电。靠自力更生架起高压线25华里，安装了变压器，家家户户用上电灯。不少家庭买了收音机，全社生机勃勃。1979年底，周家庄公社不仅还清了文革时的18万元债务，集体还有161万元赢余。到1980年，全社男女老少平均收入500元，粮食550斤，小孩入幼儿园、入小学、上中学，一律免费；老人到60岁有退休养老金拿。周家庄人实在想不通，为什么非要“包”产到户？

1982年11月30日，雷金河召开全社社员大会，传达党中央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的指示，组织全体社员讨论，公决公社何去何从？结果除二三户同意外，大家都反对分田到户，坚持集体化道路，坚决反对撤消人民公社。每家派出的代表在“不分家”协议上签上名字，全社3055户代表摁上了鲜红的手印，强烈要求保留人民公社。雷金河压力山大，拿着全社3055户摁上鲜红手印的“不分家”协议，四处奔走。最后，雷金河向省委拍胸脯保证：“今年不分包到户，如果干一年，我们没有其他公社好，那我们就将地分了。”原话是“即使明年颗粒不收，每人可得500元，600斤粮。钱在银行里，粮在仓库里。”这样，才得到试一次的机会。

周家庄前三十年修水库、打机井早就基本解决了水利问题。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兴建水利设施，建成了水利灌溉系统。2003年以来，周家庄总投资160万元，共修建“防渗垄沟”10万多米，既节约耕地110亩，又每年节水100万立方米，农业再也不是“靠天吃饭”了。

早在1954年2月，周家庄就在河北省率先建立拖拉机站，拖拉机替代了耕牛。现在，全乡有大型收割机25台、播种机56台、旋耕机50台、秸秆破碎机36台、拖拉机100台、电动机350多台，达到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全社10000亩小麦，8天就颗粒归仓。麦收期间，早上收割，晚上就能播上二茬种子。

周家庄公社原是冀中南的一个老棉区。一般年份，种植面积7000多亩，约占总耕地面积的50%。1979年5,735亩，平均亩产106.4斤。棉花收入118万元，平均每人140元。1997年，周家庄大大压缩种棉面积，利用大集体土地优势，建设农业五大基地：10000亩优质小麦繁育、3000亩红地球葡萄、2000亩鸭梨出口、2000亩蔬菜大棚、1000亩高档苗圃专业生产基地，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

周家庄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几家社办企业，改革开放后又几经调整，关闭、新建，先后建起了阀门厂、彩色胶印厂、建筑公司、纸箱厂等集体企业10多家。其中阀门厂的产品属于“中国驰名商标”，市场覆盖全国，远销海外。周家庄集体经济迅速发展，为乡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2015年，周家庄工农业总收入101123万元，纯收入24541万元，上缴国家税收2788万元，留公共积累3819万元，社员分配17934万元，人均年终现金分配13189元，人均纯收入18048元，集体公共积累52291万元。周家庄的人均收入明显高于晋州市、河北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周家庄公社依然保留着“记工分、共同劳动、集中配给”的生产模式，彼此之间以“社员”相称。周家庄历史上从来都是“干多干少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从未搞过“大锅饭”。从1954年开始，到上世纪60年代初，周家庄就形成了“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或节约成本有奖，造成损失惩罚）和“定额管理”劳动制度，改革开放后又吸取分田单干的某些优势，形成一套较成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基本实现了劳动管理制度化。

周家庄的“劳动定额”分为13个等级，共计372项。具体细致，便于操作。其中，整地类有36项，播种类有46项，施肥浇水类有40项。每项劳动的单位劳动量所得工分一目了然。每项工作所达到的要求，也有具体规定。如收割机收小麦，一平方米掉小麦不许超过13粒;否则，便被罚工分。抽查者要趴在地上，清除杂物，进行查验。周家庄的干部，从社长、社党委书记，至生产队长、工厂厂长等等，都是农民。他们都拿工分，只是略高于全体社员的平均水平。

周家庄自创了“三平衡一照顾”的方法。从劳力分配、农活安排、福利规定、农民建房、社规民约等等，处处体现均衡富裕的理念。一些社员愿意到企业上班，不想在农业出工。这就得靠“平衡管理法”，社队统筹安排。具体作法是：每年人民公社社根据企业用工人数和要求，结合各生产队劳力的总数、农业用工的情况，按照一定比例将企业用工人数分配到各生产队。然后，各生产队则根据社员家庭劳动力的情况适当分配到户。家庭劳动力多的户，既有做农活的，也有到企业上班的。劳动力少的户，则根据企业和农业的具体要求，协商而定。这种安排，生产队、企业、个人都很满意。

周家庄自1982年起陆续对全社社员实行了12项福利事业，包括免费供水、免费上学、电费补贴、合作医疗、生活补贴、困难补贴、老人补贴、残疾人补贴、住房补贴、免费安保服务等。今日周家庄，居住环境跟外面城市没什么差别，学生从小学到初中的学费由集体承担。周家庄的农村合作医疗1968年建立至今，起初社员每年预交2角，2000年才改为预交30元医药费。住院费公社医院全部免费，县级以上医院医药费合作医疗报销百分之九十。

周家庄把“均衡富裕”作为办好人民公社的一种理念。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要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但又不能悬殊过大。这就需要公平、公正、坚持原则，也需适度灵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里没有贫困户，没有暴发户，没有黑恶势力，没有村霸，贫富差距很小，社会秩序稳定。这里除极个别人外出打工，没有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周家庄的女子不愿嫁到外村“单干”，外村男子反倒愿意“招进来”当上门女婿。

周家庄人民公社并未把社员死捆在社里，也允许社员自由选择，可以退出，来去自由。社员可以外出打工，外出打工者仍然享受着合作社的福利，但每年必须要向合作社交纳一定数额的公积金(男性每年1500元，女性每年1000元，有6岁以下小孩者免交)。不论什么时候想回来，社、队一概欢迎。

历史是本教科书，真实生动具体。她千回百转，跌宕起伏；她时而喧腾，时而寂静；“人民公社”本身没有错误，只是不适应那个时代，不适用新中国发展初期，但不代表不适应现在，或者未来。今天我们重新正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或许能帮助走出三农困境，对实现共同富裕有着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