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令没能等到的正义和真相，我们还有必要等下去吗？

朱令去世，让人感伤不已。我长期关注此案，深感其中有太多无奈和蹊跷之处。我也看到，很多网友怀疑本案是人为因素干预才无法侦破。

平心而论，其实警方当年做了大量调查工作，校方也曾扣发嫌疑人毕业证来延长侦查。最终结果令人遗憾，只能说是多因一果。

第一个原因，是错过了立案的最佳时机。

朱令二次毒发的时候，协和医院神经系专家其实怀疑过是轻金属中毒，如铊、铍等。

但当时清华大学，可能是对实验室管理制度过于自信，断然否决了这种怀疑，称朱令在校期间绝对不可能接触到铊金属。

就这样，医院没有再对铊金属中毒情况进行化验，也使所有人都没有往人为投毒方向考虑。

从最初怀疑，到最终确认铊中毒，间隔一个月左右，给投毒者创造了大量时间和机会来消灭证据。也严重贻误朱令病情，使其终身瘫痪、智力衰退、几近失明，再无康复可能。

第二个原因，是关键证据全部灭失。

怀疑人为投毒的当晚，朱令父母就报了警，并提出查封朱令在校物品，迁出同寝室友以保护现场的请求。

可惜，校方说同班女生五一会集体出游，宿舍不会留人，没有重视。

正是1995年4月28号到5月7号立案期间，朱令宿舍失窃。

并且，摆在外面的财物没有丢失，丢的大多是生活用品，其中就包括朱令的水杯、中药瓶化妆品和洗漱用品。

很明显，相比图财，作案者“毁灭证据”的意图更大。而关键证据灭失，正是本案悬而未破的重要原因。

本案立案后，警方很重视，走访了130多名相关人员，对北京市经营、使用铊盐的100多家单位展开调查，最后在石家庄一家商店，发现了清华大学化学系某课题组购买铊的发票，而这一课题组的成员，恰好包括朱令室友，孙某。

孙某，在朱令毒发前2个月进入课题组，可以正当接触铊盐，是朱令的室友，而朱令的毒发地点正是在宿舍，显然，具有高度作案嫌疑。

此后，警方针对孙某做了大量侦查工作，并在1997年夏天，朱令同届同学毕业之际，将其带走讯问。这说明，经过2年调查，孙某是警方最后一个怀疑对象。

这次，警方对孙某进行了8小时的连续突审，在此期间，校方也扣发孙某毕业证为警方侦查创造条件。从这两个细节也能看出来，孙某的所谓家庭背景，并没有强大到左右侦查的地步。

可惜的是，经过一系列努力，警方最终没有对孙某采取措施，校方也在孙某强烈抗议后，给她办了毕业手续，当时给的解释是：孙某有疑点，但认定其犯罪的直接证据尚没有拿到。

2007年，有政协委员给办公厅写信建议重启此案调查，公安部也在复函中，解释了原因：“公安机关前期做了大量工作，鉴于直接证据不足，案件继续侦查难度大……”，因此才终结调查。

纵观侦查过程，警方对孙某的调查持续2年多，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对她的怀疑，最终没有采取措施，原因不是“认为孙某无罪”，而是“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有罪”。

刑诉法第55条规定，缺乏被告人供述的情况下，认定被告人有罪，证据必须要“确实、充分”，具体标准有三条：

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2.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有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虽然我和大家一样，认为只有孙某具备作案条件和作案时间。但从证据程序上看，孙某的确无法满足以上标准。

这，才是本案未能侦破的根本原因。

目前看来，现实的确令人遗憾——案件是办结状态，朱令也告别人世，真相似乎将永远尘封。

很多网友也担心，30年过去，本案已经过了最高追诉时效，随着刑侦科技进步，就算取得新的证据，也无法将真凶绳之以法。

理由是，虽然刑法有追诉期延长的规定，但朱令案发生于1995年，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应当适用79年刑法。

相比97年刑法规定的只要立案就不受追诉期限制，79年刑法的规定是，只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以后，才能延长追诉期。

但我要说的是，不管是79年刑法还是97年刑法，都有例外规定：

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案件，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后，便不受时效限制。

这一条，就是专门为朱令案这种后果极为严重，影响极为恶劣的案件预留的口子。

那么我相信，无论过去多久，只要真凶浮现，都不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而在这之前，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放弃追问，不放弃等待，不放弃关注。

朱令离世，不代表“朱令案”的终结。只有当我们对正义和真相不再追求，才是本案的真正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