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9年，回到鲁国四年的孔子身体每况愈下，只能终日躺在床上。四月的上午，孔子突然容光焕发了起来，在弟子们的帮助下洗好了脸，吃了半碗稀饭，随后对着弟子说出了一番话。
大意是自己从三十岁开始教徒传播礼仪，历经四十二年有3000多弟子从学于自己，其中的很多也都为国家和社稷效力，他倍感欣慰。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自己72岁了，归天之日就在眼前了。
七天后，弟子们为他穿上了寿衣，孔子突然变得非常兴奋，对着弟子先是说了一句：“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和周公都来接我了。”随后他摆正好自己的睡姿躺在病床上，悠悠说出了此生最后一句：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孔子临死前感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至死仍沉浸在自己编制的理想社会当中，从未想过是自己脱离实际导致的问题
平心而论，孔子作为一个学富五车而又思维敏捷、能言善辩的智者，做“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是再称职不过，也再合适不过。《论语》中的“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经典教学语句至今仍记忆犹新，也确实为无数学子带来了帮助。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作为周礼的坚决拥护者，孔子创立了儒学并且积极寻求入世，想将周礼的那一套作为亘古不变的治国真理施行于天下，并且永久延续下去，则属于大大的错误。
首先，孔子主张“复古”，认为上古时期人心单纯便于治理，物质生产极度低下便于老百姓依附于君主的观念显然属于开历史倒车之举，不仅对于整个社会的前进发展毫无益处，就是站在执政者本人的角度，也属于异想天开的南柯一梦。
其次，孔子主张用“忠顺之德”和以出身定亲疏的周礼来规范社会秩序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在孔子的世界里，仁爱的君主是必须的，为此，他理所当然认为只要君主施于仁爱，老百姓就必定会对君主死忠到底。
这种想法吸引了未谙世事的读书人，但却骗不了执政的当权者。经历过生死斗争的列国君主都懂得华夏文明突出特点不是臣服于人的战战兢兢，而是与天和地斗争的无穷快感。况且那个时候属于乱世，“争于力气”强过“竞于道德”。
也正是因为孔子的那一套“复古”理念开了历史倒车，且安心臣服的道德礼仪弱于争于力气的群雄逐鹿，使得孔子的治国思想备受排挤。从实际情况来看，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告诫君主要立仁德修礼仪，但最终结局无不是被驱逐出境。
另外从孔子临死前的话来看，孔子总算认清了一些现实：他认为自己从三十岁开始，主要贡献在于教学和传播礼仪上，并没有上升为治国的国策从而为国君采纳。好在教授的弟子们有不少为国家效力，多少给了他很大慰藉。
当然人活一口气，看到与自己政敌——法家思想蒸蒸日上，不断成为了列国国君治国法宝，孔子这心里十分不好受。
估计临死前他仔细回顾了一生，也深思一遍总结了儒家难以入世的原因，但执拗的他还是不肯认可是自己脱离实际出了问题，反倒将责任归咎于现实——是现实没有按照他的设想来运转，使得他的儒学难以有用武之地，于是临死前重申了一句儒学能够大展宏图的前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伟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列主义道路
站在现代科学的角度，孔子至死还是没明白自己儒学难以入世的原因：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学说终究存在漏洞。而孔子在世72年，儒学为何始终得不到实践检验呢？两方面原因：
1.孔子本人沉湎于六经等古之经典，从未抬头看看现实，也没有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如此一来，时间长了必定导致二者严重脱钩，故而儒学有着明显的“厌世”情感，历代儒生也无不对现状展开体无完肤的批评。不与实际相匹配的理论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难以应用实践、指导实践。
2.虽然周礼已经在实践中应用了800年，虽然尧舜禹执政思想曾在中华大地大放异彩，但彼时的社会环境与今日存在很大不同，不能照搬照抄。而且这些思想之所以被后世思想所取代，也是因为随着时代发展，环境发生变化，这些思想已不再适应只能淘汰。
聪明人孔子由于一直沉湎于书本当中的理想社会，对于现实社会需要靠力维持平衡的事实难以感同身受，故而在碰了无数次壁之后，再一次步入死胡同：将百姓的私心全部清零，这样对君主的制衡力彻底消失，天下才能治理，也才能太平。
与孔子无限理想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伟人毛主席。毛主席是一个尊重实际、注重实际的人，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张在充分调研了实际之后再下结论，非常具有科学性。
正是因为伟人毛主席“一切从实践中来，一切从实践中去”，在面对马列主义在中国如何应用的问题时，他坚决反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主张马列主义中国化，从而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马列主义道路，也最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