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星辰呐喊。作者高勇。

1952年，胡耀邦从川北行署主任任上，奉调进京。调令称：“调胡耀邦同志来中央工作，务于7月底抵京。”

7月下旬胡耀邦带着秘书曹令中、警卫员小蓝和长子胡德平，一行四人赶到北京。一行人的行李只有三只木箱，胡耀邦两只，曹令中一只。

到京后，当晚住北京饭店，第二天便搬到了中央组织部在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招待所。

胡耀邦上调中央，原定出任建筑工程部部长。胡耀邦对组织安排他去建工部工作非常高兴。他打了二十多年仗，非常渴望搞建设，他说：“这下可以大搞建设了，可以盖大楼了。”

等候调令期间，适逢“八一”建军节快到了，有关部门安排他“八一”节晚上去先农坛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

在看台上，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告诉他：“你的工作有变化，一两天内会有人找你谈话。”

“八一”节后，刘少奇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刘少奇约他晚上谈话。

那天晚上从刘少奇处谈话回来，曹秘书问他：“工作定了没有？”他说：“定了，到团中央”。

曹秘书发现他情绪不高。回到屋子，胡耀邦盘腿坐到床上，对曹令中说：“你看，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还要去做青年工作。其实，陈丕显、谭启龙都比我合适嘛。”

原来，是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工作变动，急需有人接替。刘少奇提出了三位人选，即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这三人都是红军时期的红小鬼，又都在少共中央工作过。名单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

胡耀邦从1952年8月到团中央，到1964年12月调陕西省工作，在团中央工作了十三年。

应该说，这十三年是团的工作朝气蓬勃、有声有色的十三年，也是最活跃、最有成效的十三年。

胡耀邦到陕西省任西北局第二书记后，发现陕西省的粮食总产量一连几年都停留在80多亿斤，单产量是全国最低的一个省，比西藏还低。

总产量比1956年的水平，还差23%，社员的口粮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要靠自留地。棉花单产停留在40斤的水平。

为了抓好农业生产，胡耀邦提出“两手抓，双丰收”。具体是在关中地区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在陕南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在陕北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畜牧业。

对此，西北局第一书记批判他说：“一个人只有两只手，你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哪只手抓阶级斗争？”

胡耀邦还发现，社教运动中发生了许多左的做法，大批干部、群众、学生被当成敌对分子遭到抓捕或惩办，包括所谓男女关系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1965年1月9日在西安交大师生大会上讲话说：有的学生偷了一个馍，偷馍是他肚子饿嘛，怎么就成了阶级斗争？文化单位抓阶级斗争，抓男女关系，男女关系怎么也成了阶级斗争？不要把什么问题都当成阶级斗争嘛。

他说：“查什么男女关系！男女之间就是有关系嘛！我们反对的是道德败坏，对于事实没有搞清楚的，不要主观臆断。领导干部道德败坏影响到党的威信的，要检查、批评，甚至处理；但对社员、工人、知识分子中的男女关系问题，一般不查，主要是教育。”

当时，很多地方都在抓捕人，特别是社教试点县长安、延安、西乡三县，抓捕人更厉害，1964年逮捕了6400余人，拘留5000余人，平均每天抓捕30人以上。

双开除的脱产干部660多人，受一种开除处分的干部达4500多人。长安县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受处分的占45%，生产大队支书被撤换76%。

试点的三个县共清查退赔现金831万元，平均每个农村干部应退183元，而当年陕西全省人均年收入才120元。退赔比全年收入还多63元。三县批斗中发生自杀事件430起，死亡364人。

在西安市，打击“投机倒把分子”9500多人。在凤县，连上山砍柴，到集市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当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

针对以上“左”的倾向，胡耀邦提出“四个不反，六个不查”。即不反社员，不反工人，不反学生，不反一般干部；不查阶级出身，不查一般工作作风，不查一般男女关系，不查瞒产私分，不查小偷小摸，不查小额贸易。

同时，他还提出“实事求是，尊重风俗人情，”提倡政令公开，反对神秘化。

为了刹住“左”的错误，他还果断提出三个“暂停”：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

他还在《电话通讯》中提出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①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

②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

③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

④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胡耀邦的上述“三个暂停”和“四条政策”，以及此前“两手抓”的农业增产方针，都遭到了严厉批判，先后被批判101天。

由于他每天早晨六点起床，晚上十二点以后睡觉，白天没有午休，节假日从不休息，工作强度太大，工作又不顺利，加上受到错误批判，思想不通，心情不好，1965年3月下旬他就病了。医生诊断是蛛网膜下腔出血，有生命危险。

然而西北局和陕西省在这种情况下对耀邦“不抓阶级斗争的路线错误”却越批越烈，直到召开了十三次批判会后，把他批至彻底病倒住院，才暂时停下来。胡耀邦被迫检讨了六次都未能过关。

1965年6月，叶剑英、张爱萍、张宗逊到西安考察军事工作，他们去前已听到胡耀邦在西安挨批的事情。

在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叶帅等洗尘的饭桌上，张爱萍别有深意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省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省是有功的啊。”

叶帅了解事情经过后，建议耀邦随他回京治病。叶帅说：“小老弟呀，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啊！你在陕西谈不清楚，回北京谈吧！”

省委六月会议一结束，胡耀邦即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

6月20日，叶帅等要回北京，胡去机场送行。起飞前，叶帅要耀邦上飞机再谈谈。耀邦一上飞机，刚坐下，舱门就关了。叶帅下令：“起飞！”

胡耀邦这才明白了叶帅的良苦用心，说：“叶帅啊，你看，我什么也没有带哩！”叶帅说：“这我不管，回京治病重要。”

后来，周恩来多次表扬胡耀邦，用半年时间就把陕西的农业搞上去了。

10月6日，通知胡耀邦参加西北问题会议，邓小平对他说：“你不要回陕西了，休息一下，另行分配工作。”这才把胡耀邦解脱出来。

回忆起这次挨批，他1964年11月30日到西安，1965年6月20日离开西安，共202天，挨批判101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