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凡。来自万万没想到。

在刘少奇家搬离西楼甲楼前的最后那段日子里，还有一件特别让刘源难忘，并在尔后几十年间常常骄傲地加以回顾的事情，那就是在中南海里穿着军装，挎着冲锋枪，像中南海里的警卫一样，在哨位上站岗。

刘少奇对子女的政治成长很关注。刘允若刚从苏联留学归来，刘少奇就对他说：“你应该尽量争取到农村、工厂、部队都锻炼一下，这对了解中国，接触广大群众和使自己成熟起来，有好处。”

这番话虽是跟刘允若一个人谈的，但要求则是对家中全体孩子的。

刘源偏巧听到了父亲和哥哥的谈话，觉得很对自己的心思。他每次进出中南海从岗哨身前走过，对军人的戎装和威武都产生出丝丝羡慕，于是便向父亲提出在假期到部队锻炼的要求，父亲随即表示支持。

1965年8月，刘少奇在家中听刘源汇报在部队锻炼情况

刘源把这事告诉了常常在一起玩的朋友：董必武的孩子董良翮、陈毅的孩子陈小鲁、李富春的外孙李勇、李先念的孩子李平平、何畏的孩子张寰……

男孩子谁没萌生过当兵的愿望？他们于是便向各自的父母请求，几乎都从长辈那里得到了支持和鼓励。

中南海里有警卫部队，为到军营锻炼提供了便利条件。暑假来临，经几位家长出面，刘源、董良翮、李勇、李平平、张寰都进了中央警卫团。

当别的孩子看见他们挎着枪站在哨位而流露出羡慕的眼神时，他们内心便漾起特别的得意和满足。

在这群好朋友中，唯有陈小鲁当年没捞着神气的机会，而其他穿上军装的孩子，反而都是父亲早已不在军中任职的。

陈小鲁说，这是因为妈妈张茜对孩子到部队不甚赞同。母亲对陈小鲁说：“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放暑假期间，应该利用来多看看书，或随父母外出走走，多长点见识。当兵可以待毕业以后嘛。”

军营的生活规律而紧张，在军营锻炼的孩子，和军官们同吃，同住，同出操和训练，按规定的时间站岗。

虽说周围都是军官，但来锻炼的孩子，一律穿士兵的军装，挂列兵的军衔。稚嫩的身板，列兵的军装，往哨位上一站，还是挺显眼的。

中央警卫团的副政委王化宇回忆说：“他们来锻炼，我开始都不清楚。一天偶然经过小西门，见刘源在那里站岗，询问了几句，才知道他们来锻炼的事，还鼓励了他一通。”

孩子们到部队锻炼，起始于1964年。他们之所以能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赶上了当年大比武的尾巴。

那时，大比武之风也刮到了中央警卫团，而且团里除了要求射击、擒拿等军事技能过硬外，还要练“背”功，背出经常出入中南海的汽车车牌号。

背车牌号是中央警卫团的一项硬功，其警卫要求中，就有保障中央常委的车进出中南海通行无阻。

如果该拦的车警卫没拦就放行了，就算一次事故；如果该直接放行的车警卫拦截之后才放行，也算一次事故。

据说当年一个新调进中南海的警卫把陈毅的车拦了，虽然陈毅当时还表扬了这个警卫，可在内部这就要算失误。

事后，中央警卫团又进一步强调了要熟悉车牌号、首长司机和首长随卫人员的要求。

董良翮、李勇、张寰、刘源、李平平等人，在下了一番苦功后，也对中央领导人轿车的牌号有了相当的了解。

经过那番苦背，张寰至今还能记起当年经常出入中南海的中央领导轿车的牌号。

那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到部队锻炼的几个孩子是身着军装度过的。张寰记得那天还进行了射击训练，晚饭还是军人大会餐。会餐后，他们接到通知，到警卫团团部去一趟，团政委杨德中要和他们谈话。

“良翮、李勇、张寰、李平平和我聚齐后，排着队走到中央警卫团的团部。”刘源回忆说。

“此时，我们已经是上等兵了，而最初到部队时，给我们佩戴的是列兵军衔。我们参加的几项军事技能考核，成绩都不错，平时的锻炼也还可以，也许是为了表示鼓励吧，就给我们每个人都授了上等兵的军衔。”

张寰还记得，“当时我们中队的干部告诉我，中队就有权授上等兵的军衔。”

在南海东南角的中央警卫团团部，团政委杨德中询问了孩子们到部队锻炼的感受。因为孩子们锻炼期间的表现确实不错，杨德中一一表扬了他们。临了他问道：“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几个孩子都没吱声，似乎是没有什么意见，杨德中已经准备说可以离开了。

“我有意见。”刘源突然喊了一嗓子。“

哦，你有意见？说说看。”听说刘主席的儿子有意见，杨德中的表情顿时严肃了起来。

刘源说：“警卫们别的都挺好，无论是射击、擒拿，还是出操、内勤，都是我们的榜样，但是一回到宿舍，闲聊起天来，尽拿别人的妻子开玩笑，老是你老婆如何如何，他老婆怎样怎样……业余时间总是这类话题，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

杨德中一听是这么个意见，被逗得哈哈大笑：“哦，原来是这个意见呀。说得对，说得对，这个意见我们接受，应该提醒他们今后注意。”

出了警卫团的团部，孩子们开始意识到穿军装、戴领章的日子没有几天了，不免有点黯然神伤。

在回家的路上，刘源对李勇、张寰说：“咱们到王府井去吧。”

张寰问，去王府井干吗？刘源说：“咱们找军官敬礼去。按规定，士兵给军官敬礼，军官就得还礼。咱们马上就要脱军装了，再不敬就没机会了。”

张寰回忆说：“当时我们特别想找个将军敬礼，可在街上溜达了半天，也没碰到一个将军。碰见的佩最高军衔的，也就是一两个大校、上校。我印象挺深，遇见的那位大校当时正搀着夫人。刘源第一个过去敬了个礼，那位大校赶快把搀夫人的手放下，给他还了个礼。接着，李勇和我也跟着上前和军官敬礼。我琢磨着那晚走在王府井的军官们可能都会觉得奇怪：这几个小兵干什么呢？”

军营生活结束了，第一批参加锻炼的董良翮、李勇、刘源、李平平、张寰，恋恋不舍地脱下了军装。然而，他们的尝试却勾起了中南海里更多的男孩子投入军营生活的欲望。

谭小光回忆说：“刘源他们第一批当兵站岗，我们都看见了，觉得他们特神气。第二年听说还组织，我们就都要求参加。”

1965年、1966年的假期，要求到警卫部队当兵的孩子越来越多，甚至中南海以外的孩子，像当时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孩子等，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当兵次数最多的，是刘源，三年里一次也没落下。至今依然让他自豪不已的是，经过多次严格训练和考核，他的军事技能颇有长进，还荣获了“特等射手”的称号。

1966年国庆节阅兵时，刘源甚至成为国旗护卫队中的一员，迈着标准的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

然而，也就是在刘源几次当兵锻炼期间，他的家从西楼甲楼搬到了原来林伯渠家居住的福禄居院落，一直住到“文化大革命”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