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佚名《春宴图卷》

宋代是中国饮食文化繁荣的时期，在中国饮食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一时期，饮食原料进一步扩大，加工和制作技术也更加成熟。特别是在食品烹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菜肴的用料方面来说，比较突出的是海味菜和鱼菜的兴起以及菜点艺术化倾向的出现。后世出现的几大菜系，在宋代都已具雏形。饮食业在这一时期打破了坊市分隔的界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酒楼、茶坊、食店等饮食店肆遍布城乡各地，并流行全日制经营，其经营特色也更加显著。茶文化与酒文化，在南宋也有不俗的表现，尤其是茶文化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毫无疑义，这是文明进步的结果。

宋代的饮食风尚，可用两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奢侈”。

以宫廷饮食来说，则以穷奢极欲著称于世。如皇帝，一次平常的用膳便达百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有时半夜传餐，更是多达千数（毕仲游《西台集》卷16《丞相文简公行状》）。至于宴会，更是奢侈到了惊人的程度。

[宋]赵佶《文会图》（局部）

如宋神宗，晚年沉溺于深宫宴饮享乐，往往一次宴游的费用要到一万多（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史载，宋仁宗有一次内宴，“十阁分各进馔”，仅新蟹一品即达二十八枚。当时新蟹一枚价值一千，这样仁宗感到一下箸就要二十八千，有点太侈靡，于是不食了（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在“丰亨豫大”思想的作祟下，饮食生活上更是追求奢侈豪华，尽情享受，挥霍民脂民膏。政和二年（1112），宋徽宗在太清楼宴请蔡京等9名大臣，他命宦官拿出了内府珍藏的酒尊、宝器、琉璃、玛瑙、水精、玻璃、翡翠、玉等类名贵食具，说：“以此加爵。”致四方美味，又“出螺蛤虾鳜白、南海琼枝、东陵玉蕊与海物惟错”，以至宴席上山珍海味堆积如山，说：“以此加笾。”真是令人瞠目结舌（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1）。

与宫中相比，达官贵人的饮食也毫不逊色。司马光说：“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惟意所致，无复分限。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司马光《温国文正公文集》卷23《论财利疏》）。宋真宗时，宰相吕蒙正喜食鸡舌汤，每朝必用，以至家里鸡毛堆积成山。仁宗时，宰相宋庠的弟弟宋祁好客，“会饮于广厦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歌舞相继，坐客忘疲，但觉漏长，启幕视之，已是二昼，名曰不晓天”（以上参见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3《储王宗室》、卷4《吕蒙正》、卷7《二宋》）。

[宋]佚名《夜宴图卷》（局部）

达官贵人和富豪们时常要举办各种名目繁多的宴会，差不多每个月里都要举行一二次宴饮活动。据周密《武林旧事》卷10《张约斋赏心乐事》所载，出身权贵之家的张镃，其家一年四季的饮食活动如下：

正月孟春：岁节家宴，立春日迎春春盘，人日煎饼会。

二月仲春：社日社饭，南湖挑菜。

三月季春：生朝家宴，曲水流觞，花院尝煮酒，经寮斗新茶。

四月孟夏：初八日亦庵早斋，随诣南湖旋生、食糕糜，玉照堂尝青梅。

五月仲夏：听莺亭摘瓜，安闲堂解粽，重午节泛蒲家宴，夏至日鹅脔，清夏堂赏杨梅，艳香馆赏林檎，摘星轩赏枇杷。

六月季夏：现乐堂尝花白酒，霞川食桃，清夏堂赏新荔枝。

七月孟秋：丛奎阁上乞巧家宴，立秋日秋叶宴，应铉斋东赏葡萄，珍林剥枣。

八月仲秋：社日糕会，中秋摘星楼赏月家宴。

九月季秋：重九家宴，珍林赏时果，景全轩赏金橘，满霜亭赏巨螯香橙，杏花庄篘新酒。

十月孟冬：旦日开炉家宴，立冬日家宴，满霜亭赏蜜橘，杏花庄挑荠。

十一月仲冬：冬至日家宴，绘幅楼食馄饨，绘幅楼削雪煎茶。

十二月季冬：家宴试灯，二十四夜饧果食，除夜守岁家宴。

宋芙蓉花瓣纹金碗

至于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仕宦、恩赏等活动，更是要操办丰盛的宴会，极尽铺张之能事。特别是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更是谚有“销金锅儿”的称号（《武林旧事》卷3《西湖游幸（都人游赏）》）。

宋代墓葬壁画中的夫妇宴饮场景

宋代饮食所体现出来的奢侈性特点，不仅与当时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演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同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情趣的变化息息相关，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它不仅有力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那种以不违背礼制为基本标准的崇俭抑奢的传统消费观念，而且亦促使宋代社会习俗日趋文明开化，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孕育和培植了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为日后中国传统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清明上河图》中码头旁的小食店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饮食的“奢侈性”，主要是针对统治阶级而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百姓，由于受到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因此在饮食生活上非常艰难，时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正如司马光所说，“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48《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在此情况下，他们的不少日子是靠野菜、草根等维生。洪迈《送杨简迁国子博士》诗中便记载了这种现象：“饥殍千百辈，上山争采薇。”（洪迈《野处类稿·附集外诗》，载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两宋名贤小集》卷157）但这些野草、野菜等物实在难以下咽，须用水佐饮，有大量贫民因过量饮用生冷水，肚子膨胀而死。幸而未膨胀死，终也难逃一死。

饥民饿死的现象，在宋代大量存在。乾道元年（1165）五月二十五日，洪适上札子说：“城外饥民死者盈川，群目所视。”另有札子说：“小民艰食，或有携妻子赴井同死者；或有聚众强籴而相杀伤者；或有逢县尉而持刃拒抗，致宪司传以为贼，而出兵掩捕者。”（洪适《盘洲文集》卷48《再檄韩彦古札子》，卷46《奏旱灾札子》）这种现象在京师及其附近地区也同样存在，袁燮说：“近而京辇，米斗千钱，民无可籴之资，何所得食？固有饿而死者，有一家而数人毙者。远而两淮、荆襄，米斗数千，强者急而为盗，弱者无以自活，官给之粥，幸而存者，而无衣无褐，不堪隆冬，或以冻死。”（袁燮《絮斋集》卷1《轮对陈人君宜达民隐札子》）在有些地区，更是“县无完村，村无全户”；或“阖门饥死，相率投江”（《宋史》卷407《杜范传》）；或“闭门绝食，枕藉而死，不可胜数。甚者路旁亦多倒毙，弃子于道，莫有顾者”（《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八之一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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