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窑钱纹小壶

耀州窑在宋时北方的青瓷窑场中最负盛名，堪称翘楚。宋代晚期以青瓷为主，胎薄质坚，釉面光洁匀静，色泽青幽，呈半透明状，十分淡雅。

耀州窑青釉刻海水鸭纹碗

宋代装饰技法主要是刻花、印花、划花及模印刻花相间，以刻花、印花为主。北宋中期刻花发展成熟，刀法犀利，线条刚劲有力，刀痕有斜度，是宋代刻花技法中最优秀者。

耀州窑青釉刻花菊瓣纹碗

北宋晚期的印花也很精美，布局严谨对称匀衡。纹饰有缠枝莲、把莲、牡丹、缠枝菊、波浪、飞鹤、飞蛾、犀鹤、博古、海水游鱼、莲塘戏鸭和婴戏图案等，龙凤纹则是宫廷瓷器专用题材。水波纹外一般刻划以六角形边线，水波中三鱼多见。婴戏图案则以荡秋千为主。

耀州窑青釉刻花莲花纹双耳瓶

宋代花纹装饰特点：早期于器面刻划简单的花瓣纹；中期则花纹满布器面；到了晚期花纹线条大多纤巧。宋代器物足端无釉，足内有釉。

耀州窑青釉刻花瓶

器胎特征：早期胎有深浅两种，深者为黑灰或铁灰色，外施化妆土，浅为浅灰色，不施化妆土，均多含有黑色铁质小颗粒和气孔；中期全部为浅淡灰白色，无铁质小颗粒，不施化妆土，但有明显的白色介面层；晚期和南宋多呈灰白色，少数有浅灰和土灰色，不施化妆土。

耀州窑青釉刻花婴戏纹碗

器釉特征：早期多数为青灰或青黄色，少数有与五代近似的青绿和淡青色；中期几乎都为橄榄青色玻璃质金莹透明度好，釉面光泽度强，釉虽薄但硬度大，很少发现唐五代尚有的流釉、堆釉和干釉现象，很少见到釉面无光和橘皮釉现象，胎釉结合非常紧密；晚期和南宋又出现了暗青、青绿、青黄、淡青、月白等多种色调。

耀州窑青釉盘口瓶

造型特征：造型清秀，底足渐小，作高窄直圈足，制作都很规整。

装饰手法：有划花（五代剔花和宋代刻花的辅助手法）、剔花（宋初尚有延续，中期后不见）、刻花、印花、贴花、捏塑、镂空。

装烧工艺特征：均采用刮掉器物底足釉装烧工艺。

施釉特征：施满釉足底露胎。

耀州窑吴牛喘月纹碗

底足特征：早期底足较宽，足底往往粘有石英托珠，纹饰简单，由于初将烧柴改为烧煤，烧成气氛不稳，产品色泽与五代和宋中期相比，普遍发暗；中期壁薄质细，致密度超过此前产品，底足增高，以饰釉后再经二次精修的高窄圈足为特征；晚期盛行斗笠状小碗，以足底变矮、器胎变薄、出现鸡心底为特征，还盛行印花器。

产品特征：除青瓷外，兼烧少量黑、白、酱釉及兔毫、油滴结晶釉瓷。

中期耀州窑的刻花进入了成熟阶段，无论是装饰技法还是题材，均较早期有了明显的提高。不仅纹饰由早期的外壁转向内壁，纹饰结构较早期复杂，而且在纹饰中刻划并用，使图案的立体效果进一步加强。刻花技术的成熟，使耀州窑的陶瓷印花工艺也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渐成熟，并成为宋金两代广为流行的装饰。纹饰中植物类以折枝牡丹、交枝牡丹、缠枝牡丹、交枝菊、缠枝菊花、莲花、水波花草、水藻、缠枝忍冬、花叶纹为主。动物纹中有双鸭莲花、水波三鱼、龙、凤纹等。纹饰中的植物动物纹均模拟自然，处于写生与图案之间。

耀州窑印花碗

晚期因器制纹，不拘形式，纹饰潇洒自然，生动逼真。常见以水波微底纹，上饰荷花、游鱼鸳鸯等，仿佛在一泓碧波荡漾的清水中自由地摇曳、游动，清新优美，栩栩如生。新出现的纹饰有连环牡丹、单束莲、双束莲、缠枝菊花与船、竹叶、卷叶纹等。动物纹中有凤凰戏牡丹、群鹤博古、双鹤等。群鹅、水波、五鱼、莲花六鱼、莲花鱼鸭纹都是晚期的新创。另一特色是出现了大量的婴戏纹等，如梅竹戏婴、松竹戏婴、缠枝戏婴纹等。水波纹中长波段同心圆式的排列继续使用，同时出现有平行的弧形复线组成的水波纹，此纹饰为晚期耀州窑青瓷所特有。

青釉银扣深腹碗、青釉银扣浅腹碗

青釉银扣花口钵

青釉银扣葵口碗

青釉金扣葵口碗

青釉银扣执壶

金代耀州窑创烧了一种月白釉青瓷，是耀州窑瓷器最后一个亮点。

金代月白釉方鼎

金代月白釉刻花三足炉

北宋黑釉酱斑碗、兔毫盏，耀州窑遗址出土，耀州窑博物馆藏：

北宋耀州窑的主打产品是青瓷。除了单色釉以外，刻花和印花是其常见的装饰。北宋青釉刻花牡丹纹花口尊，陕西省铜川市窖藏出土，耀州窑博物馆藏：

北宋青釉刻花水波纹碟（残片）：

北宋青釉刻花莲瓣纹碗（残片）：

虽是残片，同样精彩。耀州窑的刻花在宋代各个窑口中堪称翘楚，无怪乎被誉为“青瓷刻花之冠”。印花装饰也很多见。因为用印模印出来即可，所以更为省工，并可装饰更为复杂的图案。北宋青釉印花水波鸭莲纹碗，耀州窑博物馆藏：在水波纹之上，有菡萏、莲叶、盛开的荷花、莲蓬、水草，其间还有两只凫鸭：

北宋青釉印花鸭莲纹盘残片，装饰与上一件异曲同工：

北宋青釉印花婴戏莲纹碗，陕西省铜川市耀州窑遗址采集，耀州窑博物馆藏：

其中的植物纹样为束莲纹，又称把莲纹：即用带子将荷花、荷叶和其他水草系束在一起。而四个圆滚滚、胖乎乎的淘气小子在花叶间嬉戏。有的在枝茎上“倒挂金钩”，有的骑在束莲的系带上……，整个儿一幅“最喜小儿无赖”的场景。这和我在苏州双塔院看到的建筑遗址上的装饰何其相似，如下图。北宋石柱雕刻（苏州双塔院罗汉院正殿）：

北宋青釉印花栅栏花卉纹盘，耀州窑博物馆藏：画面下方居然装饰了一排栅栏，栅栏外伸出若干花朵，有的像牡丹或芍药，有的像鸡冠花……。

北宋青釉刻花盒盖，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吕氏”即吕大临。他是北宋有名的金石学家（青铜器专家），著有《考古图》。吕氏家族墓地出土了一批耀州窑瓷器，可见吕氏家族不仅文风昌盛，而且日常器用也富于清韵啊。同样为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耀州窑青瓷刻花瓶局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北宋青釉胡人头像，耀州窑博物馆藏：“胡人”头像是展方的命名，我怀疑窑场原本是要制作佛教天王、力士一类的形象。

“天青釉”瓷称呼之由来和概念界定文献中对瓷器釉色的描述很多，最著名的如唐陆龟蒙《秘色越器》形容越窑釉色“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徐夤《贡余秘色茶盏》称越窑釉色如“捩翠融青”、“嫩荷涵露”。

耀州窑青釉刻牡丹花卉纹执壶 北宋 1989年陕西省耀县出土 陕西省耀州窑博物馆藏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一:“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今年已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郭葆昌的《瓷器概说》云：“纯色之始，曰青，曰白。青者如晋曰缥，唐越窑秘色亦曰峰翠，五代、宋仍之。”上文中，皆有“青”之色，汉字释义中之“青”有多种含义，其中有表示颜色者，为“蓝”或“绿”色。《荀子》：“青取于蓝，而青于蓝”，此处青为蓝色；前文《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一:“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此青则为翡翠般的绿色。“天青”则无疑是如天空一般的颜色。“天青”形容釉色，最早见周密（南宋—元）的《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又别剪好色样一千朵，安顿花架，并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窑金瓶。”但大量的以“天青”形容釉色的，是明清文献中论及柴窑时。如明曹昭《格古要论·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粗黄土，近世少见。”明谢肇制的《五杂俎》记有：“陶器柴窑最古……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张应文的《清秘藏》记有：“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

耀州窑青釉刻牡丹纹套盒（前部一套） 北宋 2009年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吕氏家族墓地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虽然有众多的关于柴窑“天青”釉的论述，但柴窑究竟指哪个窑口，尚争论不休，故无法以柴窑实物界定“天青”釉之风格特点。而汝窑之天青釉瓷，既有文献，又有实物。《景德镇陶录》载：“而柴窑、汝窑云青，其青则近浅蓝色”；“镇陶官在大器等户，多仿汝窑釉色，其色佳，并以雨过天青呼之”。可见时人认为汝窑具有和柴窑相同的“天青”釉瓷特点。曹昭《格古要论》描述汝窑为“淡青色”，且“土脉滋媚”；高濂《遵生八笺》：“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皆认为其釉质亦莹润如脂如玉。传世和发掘出土的汝窑天青釉瓷，完全具备上述文献记载的特征，汝窑之后，北宋官窑、南宋官窑和龙泉窑中的部分青瓷亦被指为天青釉瓷。这些天青釉瓷，有共同的风格特征：首先呈色为天青系列，有天青、淡青或粉青等；其次是釉质温润，光泽含蓄，如堆脂美玉。这两个特征，成为了衡量是否为天青釉瓷的基本标准，此外，围绕这种风格的工艺技术也成为了天青釉瓷特点之一。如汝窑为得到腴润的质感，首创二次烧，为厚釉工艺打下了基础，到龙泉仿官的薄胎厚釉瓷，胎薄而内外厚釉，俗称“夹心饼干”，将厚釉发挥到了极致；汝窑的香灰胎色隐透釉面，形成天青色暗含肉红的韵味，南宋官窑天青釉瓷，则以青灰胎的浓重胎色衬托釉色，增加一层青幽深邃感等。从上可见，天青釉瓷概念的形成，有逐渐体系化的过程。首先，明代文献中的天青釉瓷，被赋予了皇帝御批择色选样的神秘色彩和高贵的地位，主要的特征是“青如天”的釉色和“堆脂”般的釉质；二是近现代陶瓷收藏和古陶瓷考古中，基于文献中天青釉瓷的形容和描述，对具有这类特征的瓷器进行比照，确立了天青釉瓷的外观风格和一系列的工艺特征。本文讨论的对象，并非这些已被陶瓷考古确认的天青釉瓷，而是沿着近现代天青釉瓷概念界定的方式，对汝窑之前耀州窑天青釉瓷的产生和特征做一梳理。耀州窑瓷中，有一批釉色天青、釉质玉润的青瓷，与文献中的天青釉瓷特征近似，也与天青釉瓷的标杆——汝窑在特征工艺上相近，但这些工艺均先于汝窑，故其工艺成就对天青釉瓷工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耀州窑青釉刻花鼎式炉 金代 1960年陕西省蓝田县窖藏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耀州窑天青釉瓷的产生和胎釉特征1.青灰釉与天青釉耀州窑青瓷的发展，离不开对越窑的学习和模仿。越窑秘色瓷釉的“千峰翠色”，虽与天青釉有距离，但因其灰胎薄釉，灰胎的颜色透过釉表呈现，所以越器表面确实有“青”的调子，且釉面滋润匀光，如冰似玉。耀州窑正是在对这种青瓷风格的模仿中，创烧出了具有“天青”色调的青瓷。越窑秘色瓷虽然是青瓷发展史上的一个历程碑，但釉之天青却是耀州窑青瓷的创新。耀州窑青瓷，最晚于中唐（8世纪后半）已开始烧制，晚唐开始仿越窑后，青瓷的发展突飞猛进。五代青灰釉瓷在造型、装饰特征上都与越窑有相似之处，是以青灰为主调的釉色，但绝无越窑秘色瓷那样积釉处呈翠绿色的现象。其釉色是处于“灰”和“青”之间，虽然有小部分瓷釉也带少许“绿”的调子，但远不及宋代橄榄绿之“绿”，基本是被“灰”和“青”主宰。青灰釉一般较薄，五代时略厚，积釉或釉厚处呈青蓝或天青的釉色的标本也增多。始于唐代的耀州窑青灰釉，是天青釉产生的基础，温润含蓄的天青釉的形成，受温度、气氛和烧成过程中升温或降温速度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釉的成分不同也能够影响到釉色。据对几件灰白和浅灰胎青瓷釉的分析发现，“耀州窑灰白胎青瓷釉中K2O的含量明显偏高，单独形成了一种类型釉。其中，部分样品釉中K2O的含量已经达到钙—碱类釉的范围，这也是目前为止最早的钙—碱类青瓷釉。钾含量的提高有利于青瓷釉呈青蓝色调，所以这批样品多呈现“青如天”的粉青或天青色”。五代青瓷烧成温度最高可达 1320 度，但釉熔融度高，故相对的烧结度反而弱，加之釉内气泡和钙长石结晶，都易形成釉层的失透感 。天青或粉青、淡天青，釉层略失透，器表呈现一种娇媚典雅、温润含蓄、美如青玉的韵味，这便是耀州窑天青釉的典型特征。

耀州窑青釉刻花花卉纹银扣花口钵 北宋 2009年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吕氏家族墓地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从青灰釉到天青釉，或许开始只是偶然得到，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天青釉的生成的几率增高。灰白胎的天青釉中的高钾特征，则清楚的表明，天青釉瓷已是当时工匠的明确追求。2.三种类型的天青釉瓷及其胎釉特征耀州窑天青釉是在青灰釉工艺的基础上诞生的。青灰釉瓷始于唐代，终于宋代初期。按照胎土种类，可分成青灰胎青瓷、灰白胎青瓷、灰胎青瓷三大类。三类胎土的青瓷中，皆有天青釉瓷。《五代黄堡窑址》刊布的1600余件青瓷标本中，明确具有天青釉特征的瓷器约近百件，约占总数的5%。在全部天青釉瓷中，青灰胎者约占35%，灰白胎者占55%；浅灰胎占10%。其中，灰白胎青瓷虽然只是短期内的昙花一现，总数量也少，但其典型天青釉瓷的比例最高。（1）青灰胎天青釉瓷胎呈青灰色，质较细，内含小黑点杂质，因呈色浓深，故名之。据测试，五代时期青灰胎青瓷“约有50%含铁量超过了2.8%，最高达8%”。为遮盖胎表的杂质，这类青瓷釉下皆施化妆土。青灰胎青瓷在唐代即存在，唐和五代时期的胎质成分和特征高度一致，五代时期青灰胎青瓷数量增多，《五代黄堡窑址》中刊布的青灰胎青瓷的数量占全部青瓷的65%。青灰胎青瓷以青灰釉最多，天青釉较少，占全部青灰胎青瓷不足5%。其天青釉呈色分天青、粉青、淡青数个层次，因施化妆土很好的遮盖了胎内杂质，故器表面呈色匀净。釉内一般多气泡，略有乳浊感。也有青瓷玻璃质感略强的，在积釉处闪娇嫩的淡天青色。釉面开片或不开片皆有，釉层较肥厚，在0.3～0.8毫米间。青灰胎天青釉瓷绝大多数素面，有极个别的划花瓷器。青灰胎青瓷中还存在很少量的青黄色釉瓷，从造型和工艺特征上看，为北宋初期。

耀州窑青釉盏托 北宋 2001年陕西省黄陵县康崖底村北宋墓出土 陕西省黄帝陵管理局藏（2）灰白胎青瓷胎色白中微闪灰，颗粒较青灰胎和灰胎略粗疏。虽非雪白色,但却是耀州窑史上胎色最白的一类，据测试，这类胎土TiO2和Fe2O3的含量皆小于青灰胎瓷，故胎色显白。此外，还含有较高的K2O（均值为5%左右），目前含钾高的有邢窑隋代透影白瓷和德化窑白瓷。釉内含钾高，不但呈色宜天青，并使得釉面更润泽。而胎含钾高，增强了透光性，更是薄胎器烧制成功的重要原因。隋透影白瓷壁薄如纸，即得益于此。灰白胎青瓷呈色有天青、淡天青、粉青，还有淡青、淡绿釉瓷等，其中，较典型天青釉瓷占全部灰白胎青瓷的12%。其天青釉呈色淡雅娇媚，玻璃质感略强于青灰胎青瓷，釉下均不施化妆土。灰白胎青瓷的总数并不多，而其中的天青釉瓷占比却很高，尤其是其胎釉成分含钾量高，在耀州窑区域的胎釉原料中尤显特殊，有理由认为，灰白胎是工匠刻意的选择，这种选择的指向正是淡雅娇媚的天青釉瓷，并因此有效的提高了天青釉瓷烧成的比率。（3）灰胎青瓷灰胎青瓷可分成浅灰胎和灰胎两种，标准的宋代橄榄绿釉瓷皆为灰胎青瓷，而天青釉的绝大多数为浅灰胎，胎质匀净细腻，是耀州窑历史上胎土质量最好的一类。灰胎青瓷呈色有青绿、天青、粉青。其中青绿釉瓷数量最多，天青和粉釉瓷占比很少，但造型精致，器壁薄锐，颇具文献中“莹薄”的特征。耀州窑天青釉瓷的器类、装饰和工艺成就（一）器类、造型和装饰耀州窑遗址出土的青瓷中，可确认为典型天青釉瓷的器类有小盅、杯、盏、盏托、壶、盘、碟、洗、钵、小盂、盘口瓶、盆、罐、盘、碗、碟、盒等。其中青灰胎天青釉瓷以深腹大底的碗和盘为多；灰白胎类多见印花小盅、高足杯、盏和盏托及深刻花的执壶等酒具、茶具；浅灰胎类以薄壁的敞口茶盏最多。青灰胎天青釉瓷的器类为日常最多见的品种，而灰白胎和浅灰胎天青釉瓷的器类，则多高档的茶酒之具，反映了灰白胎和浅灰胎天青釉瓷在产品种类上有一定的选择和指向。此外，这些器物大多胎壁薄锐，造型精巧。尤其是天青釉瓷中多见的茶酒具类，有仿金银器、漆器造型，精致秀丽。如花口5～12曲的碗或盏，海棠形耳杯和撇足高杯，托台周围模印一圈莲瓣的盏托以及瓜蒂钮的细巧器盖等等。因主要以娇嫩玉润的釉色釉质呈现美感，故天青釉瓷以素面为主，仅有少量的釉下划花、仿生的小贴花、模印和深刻花装饰。且多为局部的点缀，只有深刻花是饰满全器。深刻花只见于灰白胎瓷，其中的典型天青釉瓷占比较多。主要装饰于执壶、罐、瓶等琢器上，由于刻痕深锐，立体感极强。刻花特点是大花大叶，一枝绕满全器，与橄榄绿瓷繁密刻花不同，但其犀利的浮雕般的刻花风格，则是后者的滥觞。（二）工艺成就综合上述耀州窑天青釉瓷胎釉、装烧等工艺特点，并将之与越窑秘色瓷和汝窑天青釉瓷对比，耀州窑天青釉瓷主要工艺成就如下：1.天青釉色及厚釉耀州窑天青釉色与越窑秘色瓷呈色最大的不同是，后者表面的呈色是釉色与胎色的合成，而釉本身是玻璃质感的翠绿色，故有“千峰翠色”之誉；耀州窑天青釉是“青”和“蓝”的调子，聚釉处尤其如此，故釉之天青色，始于耀州窑。此外，耀州窑天青釉釉层厚而略失透，越窑秘色瓷为薄的透明釉。这种厚而失透的天青釉风格被汝窑所继承并发扬。汝窑天青釉与耀州窑天青釉不同的是，耀州窑天青釉釉下灰白胎或表面施化妆土，釉色娇媚滋润但略趋于浅淡；汝窑釉下为香灰色胎，并且不施化妆土，故天青釉色被衬托的更深沉含蓄。汝窑的这一工艺被南宋官窑所继承。2.薄胎瓷耀州窑青瓷器中的薄胎者，胎壁厚不足2毫米，但依然造型规整。耀州窑灰白胎青瓷的胎釉成分，与中国古陶瓷史上最早的薄胎瓷——隋代邢窑细白瓷的成分类似，皆为高铝高钾，这是其薄胎瓷工艺烧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薄胎特征虽然在汝窑瓷中并不很突出，但南宋官、龙泉仿官中的薄胎瓷较多见。3.垫烧及足底处理工艺耀州窑五代——宋初青瓷大部分为釉裹全器，以M型匣钵单件装烧。一些坯件满釉后削去足底釉，直接置于匣钵内装烧。未削足釉的坯件，在器底以三角形支垫或三撮石英砂粒垫支，隔开器与匣。支垫留下的三点支痕远小于唐代的三角垫支痕，有的如芝麻粒大小(图一)。这种满釉垫烧的方式始于汉唐釉陶生产，耀州窑唐五代继承并进一步精细化，同时，也被汝窑沿用，除三角形支垫外，汝窑的环形或璧形垫圈加支钉的工艺，也早见于耀州窑（图三）。

图一 芝麻钉支痕的五代青瓷盘

图二 耀州窑唐代玉环足天青釉碗

图三 耀州窑五代垫烧具

耀州窑满釉削足底露胎的作法，多见于灰白胎器，尤其深刻花的灰白胎瓷皆如此。烧成后，底足露胎处往往呈淡粉色或桔红色。这种工艺与南宋官、龙泉仿官的紫口铁足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二者露胎处呈色有区别而已。四、耀州窑天青釉瓷的创烧和流行时间按照《五代黄堡窑址》刊布的信息，天青釉瓷全部属于五代时期，但有学者提出疑议。彭善国认为“《五代黄堡窑址》与这些辽墓出土几乎相同的标本……时代为10世纪中期前后到11世纪初，它们正好弥补了《宋代耀州窑址》报告中北宋早期（960～1022年）标本的缺环”。易立将墓葬、塔基及能够和这些资料类比的窑址出土物分为两期：第一期:10世纪中叶及稍后一段，约相当于五代末期，以陕西彬县冯晖墓（958）、洛阳C8M972为代表；第二期:10世纪后半至11世纪中叶,即北宋早期。以定州静志寺塔基、河北平泉小吉沟墓、辽宁叶茂台Ｍ7和Ｍ22等墓出土物为代表。上述研究均认为，《五代黄堡窑址》刊布的青瓷中，有一部分年代属于北宋初期，这样，其中划归五代时期的天青釉瓷也可能晚到北宋初年。从10世纪初到11世纪初的100年，跨越了唐、五代和北宋三个朝代，这一时期可供比照的纪年墓出土资料有限，使得窑址出土遗物年代的划分较为困难，但仍有可追的线索。在此，仅就天青釉瓷的年代做一梳理。（一）青灰胎天青釉瓷窑址出土青灰胎天青釉瓷最早的例子是唐代玉环足的碗，施釉及半腹以下，釉下施化妆土，釉色天青，透明度略高。但数量极少，极为罕见（图二）。五代葵口斜腹圈足碗与唐代葵口斜腹璧足（玉环足）碗造型一脉相承，深青灰色胎的特征也完全一致，《五代黄堡窑址》中刊载的标本86IVT5③:28（图四）,“釉色粉青”，标本86IVT1②:23（图五），“釉色青中泛蓝”，标本86IVT6③：25（图六），“内外施天青釉，釉色青中泛蓝”，这三例造型的特点都是底足宽大，腹部相对较浅。这类碗在与耀州窑关系最密切的越窑五代产品中也很多见，并有五代纪年墓资料，如926年的临安锦城青柯村五代墓出土的越窑五葵口青瓷碗]图七）和942年耶律羽之墓出土的越窑青瓷葵口碗。耶律羽之墓同时也出土有一件耀州窑的青瓷葫芦瓶。

图四 耀州窑遗址出土天青釉碗 标本 86IVT5 ③ :28

图五 耀州窑遗址出土天青釉碗标本 86IVT1 ② :23

图六 耀州窑遗址出土天青釉碗标本 86IVT6 ③ :25

图七 纪年墓（926 年）出土越窑青瓷碗《五代黄堡窑址》属于D型Ⅰ式杯（盏）的标本88VIT2③:17（图八），造型为卷沿葵口，深弧腹，圈足略高，微外撇，“内外施天青色釉”，其造型与洛阳C8M972（随葬周元通宝）（图九）、冯晖墓（958年）（图一〇）出土的盏造型基本一致；《五代黄堡窑址》刊载的A型壶盖中的标本86IVT1③:81（图一一），天青釉，盖面高隆，尖圆钮，“外施天青釉，釉色青中泛蓝”，与冯晖墓（958年）出土壶盖（图一二）造型完全一致；辽祖陵一号陪葬墓即耶律李胡墓（960年）出土的耀州窑盏托（图一三）和梨形腹的执壶，青灰胎，施化妆土，釉皆呈美丽的天青色（图一四）。

图八 耀州窑遗址出土天青釉杯 88 Ⅵ T2 ③ :17

图九 洛阳后周墓（C8M972）出土盏

图一〇 冯晖墓（958 年）出土盏和托

图一 一 1. 耀州窑遗址出土壶盖标本 86IVT1 ③ :81 2. 耀州窑遗址出土壶盖标本 86IVT1 ③ :81

图一二 冯晖墓（958 年）出土壶盖

图一三 耶律李胡墓出土盏托

图一四 耶律李胡墓出土执壶

此外，辽宁法库叶茂台M14出土的盏托，釉色亦为淡青泛蓝，造型与李胡墓接近，M14被指年代在959～986年之间。辽宁省彰武县高成村辽墓花口盘为天青釉，康平县后刘东屯M2出土的数件出筋盘中，也有天青釉的产品。这两座墓的时代都被指在10世纪中叶到11世纪初。从上可见，青灰胎天青釉瓷在耀州窑场出现和生产的时间主要是在10世纪到11世纪初这样一个区间内。10世纪初数量极少，但最晚在10世纪中叶，釉色稳定的天青釉瓷数量已显著增加，并逐渐成为窑场青瓷生产的一个品种。（二）灰白胎天青釉瓷在分析灰白胎天青釉瓷时代之前，首先对耀州窑灰白胎青瓷的年代做一讨论。迄今纪年墓资料中尚未见到属于五代时期的灰白胎青瓷例证，墓葬或塔基出土的资料多属于10世纪中叶之后到11世纪初，前述两位学者经与墓葬材料比对，认为《五代黄堡窑址》中应划入北宋初的标本，多数为这类灰白胎的产品。但是，是否全部的灰白胎瓷器均属于北宋初期呢？由于耀州窑青灰胎瓷的纪年墓资料尚有一些，而同窑同期产品在器类和造型上有强烈的共性，故将这些灰白胎青瓷与年代较清楚的窑址和墓葬出土的青灰胎青瓷做一类比，对其年代的判断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五代黄堡窑址》中刊布的灰白胎B型I式青瓷盏托中的标本86IVT10④:61（图一五），“胎呈白色，坚密细致”，其造型特点是圆形、盘口，盏心的托台较矮，低于盘口内沿。《五代黄堡窑址》将盏托分成了四型，其中A、B型盏托可与纪年墓出土物对比。《报告》中的A型盏托与李胡墓盏托属于同一类型：盏托内底近平，仅在底心处凸起一圆形棱圈，成为盏托托台。《报告》中的B型盏托特征是托台凸起于盘心，其演变规律是托台从低于盏托的二层沿的内沿向高出盏托外沿发展。这一结论也为纪年墓盏托造型演变所证实，如冯晖墓、洛阳C8M972墓（图一六）出土的盏托托台或低于或恰好与盏托内沿齐平，而960年之后的河北承德平泉小吉沟辽墓、内蒙巴林右旗床金沟M5出土的盏托（图一七）托台都略高于盏托内沿。据此规律，耀州窑遗址出土的灰白胎B型I式青瓷盏托的标本86IVT10④:61，托台显著低于盏托外沿，盏托口径与底径比例等其他造型特征也与冯晖墓和洛阳C8M972墓盏托造型更接近，唯一不同的是托台周围模印一圈莲瓣纹，但与960年之后的同为模印莲瓣托台的盏托造型区别明显。据此将这件盏托划为960年之前应该是合理的。此外，冯晖墓和洛阳C8M972出土的壶盖，在窑址中也有相似的灰白胎壶盖造型。这样，耀州窑灰白胎青瓷的生产年代最晚应可追到五代末年。

图一五 耀州窑天青釉盏托86 Ⅳ T10 ④ :61

图一六 洛阳后周墓（C8M972）出土盏托

图一七 巴林右旗床金沟M5 出土盏托

由灰白胎青瓷而到灰白胎天青釉瓷，如前所述，耀州窑灰白胎青瓷胎釉原料成分特殊，且灰白胎青瓷中天青釉瓷的比例很高，很可能就是为天青釉瓷而创烧。另外，青灰胎天青釉瓷的生产先期已比较稳定，窑场在天青釉瓷的生产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经验。由此综合考量，灰白胎青瓷生产伊始，天青釉瓷即很快创烧成功，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灰白胎天青釉瓷的出现年代也可能早到五代末年，只是由于生产和消费的时间差，纪年墓中的灰白胎天青釉瓷皆晚到北宋初年。梳理墓葬出土灰白胎天青釉瓷的年代，灰白胎天青釉瓷的大量使用和流通确实主要在北宋初期。易立划分的属于第二期的辽贵族墓和塔基中出土的刻花和深刻花的执壶、碗、罐等都属于灰白胎青瓷，且其中很多都是天青釉瓷。如上述静志寺塔基出土的刻花莲瓣碗、法库叶茂台M7深刻花罐和刻花碗，辽宁阜新关山M7出土的花口盘和深刻花罐（图一八），巴林右旗床金沟M5出土的葫芦形深刻花执壶（图一九），辽宁朝阳凌源二道沟出土的高足杯，法库叶茂台M14出土的盏托，辽宁康平后刘东屯M2花口盘等等，都具有天青釉瓷的特征。

图一八 辽宁阜新关山M7 出土的刻花罐

图一九 内蒙古巴林右旗床金沟 M5 出土刻花执壶

与纪年墓天青釉瓷造型和装饰类似的窑址出土物的例证较多。如耀州窑遗址出土C型III式标本86IVT9④:23的天青釉高足杯（图二〇），与辽宁法库叶茂台M22高足杯造型毫无二致；辽宁朝阳凌源二道沟出土的瓜棱腹高足杯，在窑址上也有类似的天青釉或粉青瓷标本。

图二〇 耀州窑遗址出土天青釉高足杯 86IVT9 ④ :23

内底贴飞鸟、小鱼、乌龟和兽面的盏在窑址中均有出土，尤其是与静志寺塔基的贴乌龟盏相似的标本在窑址中也有发现，耀州窑遗址出土C型I式盏的标本90VIT9②:3，残存底部，内底心贴一小乌龟，“釉色天青，青中泛蓝”。此外，窑场出土与纪年墓类似的剔刻花执壶、罐中均有灰白胎天青釉瓷。以上例子说明，灰白胎天青釉瓷生产和流通时间主要是在10世纪后半和11世纪初。（三）浅灰胎的天青釉瓷迄今最多见的是敞口斜腹圈足盏，器壁自口到近底均极薄，有的内壁有划花。这类盏在辽纪年墓中出土较多，如法库叶茂台M7及辽陈国公主墓皆有出土的敞口盏，但釉色皆为青绿色，在窑址和城市遗址出土的这类盏的天青釉标本，与纪年墓同类盏造型完全一致，其时代也当在北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迄今最晚的例子，当数北宋吕氏家族墓的几件天青釉瓷，计有碗、执壶、花口洗等（图二一），这几件皆为盗墓截获品，据对墓地和墓主情况分析，原应随葬于北宋末期的墓葬。但从造型看当数耀州窑北宋中期之前的产品，是吕氏的家传物品。值得留意的是，这几件天青釉瓷的口沿等部位皆加了金属釦，而且，墓地出土的耀州窑瓷中，唯这几件天青釉瓷加了金属釦。这一方面说明这几件物品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家传，为了保护其不至破损，遂加了金属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主人对这类天青釉瓷的珍爱。吕氏为北宋士人望族，其家族的喜好特点代表着北宋文人阶层的崇尚风格，说明天青釉瓷在北宋文人阶层的藏品中具有较高的地位。

图二一 北宋吕氏家族墓出土天青釉执壶总之，耀州窑天青釉瓷首先出现于青灰胎青瓷中，之后约在五代末北宋初出现了灰白胎的天青釉瓷。在10世纪中期到11世纪初这一时期，天青釉瓷产量大增，其中以灰白胎天青釉瓷占比最多，青灰胎天青釉瓷次之，浅灰胎天青釉数量较少。耀州窑天青釉瓷以唐五代以来的青灰胎青灰釉瓷工艺为基础发展而来，灰白胎天青釉瓷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它的美学风格。天青釉瓷的终结者是橄榄绿瓷。1019年李保枢墓出土的刻花青瓷盖罐，浮雕般的刻花风格和题材与同期的天青釉深刻花执壶完全相同，但釉却为玻璃质感很强的橄榄绿色釉；1018年的辽陈国公主墓既出土有橄榄绿的花口碗，又出土近似天青釉的敞口碗；这两个墓的例子说明，约在11世纪初，橄榄绿釉瓷已烧制成熟，在和天青釉瓷短暂的共存以后，逐渐替代了天青釉瓷。耀州窑天青釉瓷工艺是中国天青釉瓷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文献中“天青釉”这个称呼诞生伊始，就与皇室密切相连，在之后的发展链条上，也离不开“官”和“贡”的影子。“天青釉”瓷不只是青瓷体系中以工艺技术划分出来的概念，更包含有高贵身份和至尊地位的意义。耀州窑天青釉瓷，集中流行于五代末——北宋初，在釉色上具有“天青”或“淡天青”的特征，在胎土方面，以青灰胎和具有特殊成分的灰白胎最多，在器类上，多见茶酒具。以上特征，反映了耀州窑天青釉瓷已经具有了一类精细瓷器的雏形。不过仅这些，还无法将它们像汝官窑和临汝窑那样截然的从非天青釉的青瓷群中分开，或许灰白胎是专为烧制天青釉瓷而选择的胎料，但灰白胎瓷呈现的釉色仍较多样，尚不能像汝窑那样对釉色高度控制，这些应属于天青釉发展的初级阶段的表现。虽然如此，耀州窑天青釉瓷，是最早的明确以天青釉瓷为生产目的的窑场，开创了一种瓷器审美的新风尚，其薄胎工艺、满釉小钉垫烧工艺及底足露胎处的美化处理，都被汝窑、南宋官窑等所继承发扬，故耀州窑天青釉瓷工艺是中国天青釉瓷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