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工程兵干了25年司令员的陈士榘，改为军委顾问，这意味着他从一线退居二线。

虽然担任兵种司令员二十多年，相比海军、空军等军种司令员来说，分量就不一样了。尤其到六十年代后期，过去的老部下当上海军政委，而且还进入决策层。然而陈士榘在仕途上发力，当选为中央委员，还成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之一，可以参与军队核心工作。

仅仅几年后，他就退居二线，担任军委顾问三年后，1978年正式离休。

按说那时候领导干部终身制没打破，只要是身体允许，依然可以在一线，更何况1978年时间段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节点，怎么就离休了呢？从他儿子的回忆中，不难找寻答案。

离开领导岗位后，加上动不动要写一些“说清楚”的材料，使得他很委屈。

让他感到世态炎凉的是，在八十年初自己所住的房子漏雨，反映后没人管这件事，只好找时任总参谋长杨得志。

说起他与杨得志的关系，总的来说是老战友。

因为都是井冈山下来的，都是红1军团的。抗战爆发后，他从教导大队大队长调任343旅参谋长，而杨得志是343旅下辖团长。职务上是隶属关系，职务也相差无几。

解放战争时，陈士榘担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华野参谋长，8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在晋察冀军区，担任纵队司令、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19兵团司令员。俩人一个在华东，一个在华北。

新中国成立后，陈士榘早早调任工程兵司令员，而杨得志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担任兵团司令、志愿军副司令、司令。回国后，担任济南军区司令员，俩人都是大军区正职，而且都是正兵团级上将。

陈士榘晚年生活有些寂落，因为早早与妻子分开，也没有跟着子女一起生活。晚年又找一个伴侣生活。对生活，他没有太多要求，希望就是随行，自由。可待遇方面差距有些大，在任时坐红旗轿车，离休看病坐吉普车。这把他给惹恼了。

按照他的级别，是大军区正职待遇，经过相关的反映后，待遇问题得到解决。他过去打仗也好，建设工程兵也好，在困难时有没有这样过。

儿子回忆说他是工作狂，对妻儿的疏忽，对老战友的热忱形成反差。甚至有时候，可以“大义灭亲”。几个儿子在特殊年代，也让他不省心，他可不惯着，是一个严厉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