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读《续资治通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个中曲折甚多，尤其是王安石排斥异己，使用亲近之人造成混乱。（书中这么记载的，和我们平时听到看到的王安石形象有些差异）。这时，司马光写给宋神宗的劝谏奏折中写了这么一句话：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唯陛下哀之救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而民德归厚。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近年来用了王安石之后，朴实厚重的人少了，投机取巧的人多了，希望陛下能够扭转这种风气。不要把问题搞复杂，不要太过急功近利，清净无为，官风民风会淳朴厚重起来。
古往今来，巧进之人都是不少的。这是人性本然，既有捷径之路，何必苦闷奋进。但如何营造良好的用人氛围，就要看老大或者组织了。宋神宗十分想要有所作为，是个锐意进取之君，思想也比较开放，不然也不会如此重用王安石，在一众大臣的反对下还要实施青苗法。
但错就在于太过于进取了，过犹不及。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改革是北魏走向没落的转折点，他的改革改掉了北魏的根，让鲜卑族“马上”夺取天下的本领越来越弱化。而宋神宗其实也是类似的，改革动了北宋的根，没有循序渐进，没有倾听百姓和大臣的呼声，变法过急。北宋在他死后四十几年灭亡。
用人也是如此。超常超资历选人用人，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些人如果有公叔敖、张良、陈平的本领还行，但用的人尽是谄媚奸巧之人，只唯上、只报喜藏忧，让宋神宗错误的判断了形势。
用人不当是治国理政最大的问题。人才成长是有规律的，是有成长积累沉淀的。看似把某个人超常提拔到某个岗位是伯乐相马之举，好像这个人干这个岗位问题也不大。但他的眼界思维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也只能惟上是从，提不出治国良策，唯拱手垂衣从上而已。这又增加了老大的负担，换人、再换人，秩序就乱了。下面的人也会无所适从，投机的人看看能不能投机上，不会投机的看看这形势也就躺平了。
如此，对于国家是十分不利的。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君主思想开明，开门纳谏，使用贤良，那个时代没有不是民富国安的。反之，越是急于求成的君主，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
总结：
人君：思想开明，把握大势，从谏如流，用人得当，善将将，不追求青史留名。
用人：治世用常（稳定的时代，各种法规制度。比较健全，使用常人就可以了）
乱世用长（混乱的时候，要用人之长，能打仗的人有些小毛病也没问题，能打胜账就是最好的；会治理国家解决问题的人有些下瑕疵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能有治国为民的真招实招就是最棒的，学会算总账；明君掌控好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