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银子买官最高可到几品，从京师到各省，又有哪些官职可以买到？
清代捐纳：官场兴衰启示录
乾隆三十八年初夏，一纸奏折摆在乾隆帝的御案上。奏折中写道：＂一二品大员班次尊崇，不应列入捐纳范畴。＂此建议得到乾隆帝认可，随后颁布新政：在仕或未仕之四品官，最高只能捐到三品。然而，早在康熙年间，清廷就已开启了捐纳之途。从京城到地方，从实官到虚衔，一个庞大的＂买官＂体系逐渐成形。时至今日，当我们翻阅那些斑驳的墓碑，看到＂正三品按察使＂等显赫官衔时，或许要问：在清朝，花银子究竟能买到多大的官？这些官职，又分布在哪些衙门？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走进清朝这个独特的官场世界。
转折危机：官场制度重大变革
康熙十四年，朝廷下发一道特殊谕旨，准许民人通过捐资方式获得知县职位。这一决定打破了清初以来对民间人士进入仕途的严格限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三年后，一位名叫张廷玉的商人成为第一个通过捐纳途径获得知县职位的平民，他支付了整整两千两白银。这在当时被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许多商人纷纷效仿。
康熙三十三年，朝廷再次放宽政策，允许监生最高可以捐至道府级别。这一政策的出台使得更多的富商巨贾看到了晋升的机会，大量白银开始涌入朝廷国库。
随着时间推移，捐纳制度逐渐显现出它的复杂性。有的商人通过捐纳获得实职后认真履职，造福一方；有的则只将官职视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甚至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到了雍正年间，朝廷开始对捐纳制度进行规范。雍正帝颁布政令，要求捐纳官员必须通过严格的资格审查，包括对其家族三代内有无犯罪记录的调查。
乾隆即位后，捐纳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朝廷制定了详细的捐纳价格表，明确规定了各级官职的具体捐纳数额。文职京官最高可捐至郎中，外职文官最高可捐至道员。
在这一时期，武职也被纳入捐纳体系。从参将、游击等高级武职，到千总、把总等基层武职，都有了明确的捐纳标准。这种制度设计反映出朝廷在军政体系中也开始接受商人力量的渗透。
捐纳制度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社会现象。不少商人为了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不惜重金购买虚衔。这种虚衔虽然不能实际任职，但在社交场合和家族地位的提升方面却起到了重要作用。
乾隆二十年前后，朝廷开始注意到捐纳制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大臣上书指出，过分依赖捐纳可能会影响科举选才的公平性，同时也可能降低官员的整体素质。
这种担忧最终促使乾隆帝在三十八年时做出重大改革，限制高级官员的捐纳范围。这一决定标志着清代捐纳制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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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官职： 银钱买卖有章程
让我们走进清朝京城的各大衙门，看看这些可以用银子买来的官职。在京城，五品以下的文官职位几乎都可以通过捐纳获得，唯独礼部和吏部这两个衙门除外。
郎中和员外郎是五品京官中最受欢迎的职位，主要分布在六部和都察院等重要机构。这些职位不仅权责重大，还与皇帝有着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因此价格也最为昂贵。
六品官职中，都察院都事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选择。都察院作为清朝的监察机构，虽然品级不高，但实际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兵马司指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掌管京城治安，在当时可谓实权在握。
七品官员中，内阁中书的地位最为特殊。他们虽然品级不高，但因为在内阁办公，能够接触到朝廷重要文件，往往成为富商巨贾争相追逐的对象。太常寺博士和国子监博士这两个职位，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胜在清贵体面。
八品官职看似地位低微，但国子监内的职位却很受欢迎。这是因为国子监是朝廷教育机构，在这里任职不仅能与学子接触，还能沾染文人气息。部寺司务虽然是最基层的职位，但也有不少人愿意花钱购买。
九品官中的翰林院待诏，是很多文人趋之若鹜的职位。虽然只是九品小官，但能在翰林院谋得一职，对于日后的仕途发展大有裨益。刑部司狱虽然听起来不太体面，但因为掌管监狱，实际上也是一个权力不小的职位。
捐纳这些京官职位是有门槛的。想要捐纳实官，必须先取得贡监生的资格。即便是最低等的未入流官职，如翰林院孔目、兵马司吏目，也需要通过严格的政审。
政审的内容包括查验祖上三代是否有犯罪记录，是否有亏空钱粮的前科。对于家境殷实但底子不干净的商人来说，这确实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为了规范捐纳价格，朝廷制定了详细的价目表。以郎中这样的五品京官为例，一个实职的价格可能高达一万两白银。如果只是购买虚衔，价格会降低一半左右。
捐纳虚衔在京城格外普遍，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京官比外官更显档次。即便只是一个虚衔，能在衙门挂个京官的名头，也是无上的荣耀。
随着时间推移，京城的虚衔官员越来越多。这些人虽然不能正式任职，但在社交场合却可以穿官服、戴顶戴，享受与品级相应的礼遇。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京城的一些高档茶楼酒肆里，经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衣着光鲜的＂官员＂。
朝廷对此现象也是心知肚明。但只要这些人不滥用虚衔、不招摇过市，朝廷一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虚衔买卖也是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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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职：银两高低定品级
离开京城，我们把目光投向地方官场，这里同样存在着一个完整的捐纳体系。在地方上，四品及以下的文官职位都可以通过捐纳获得，武官则从参将一直延伸到把总。
道员作为四品官员，是地方官员中最高的可捐职位。一位富商要想捐一个道员，需要付出一万三千多两白银。知府虽然也是四品，但价格要便宜些，大约一万零六百两就能到手。
同知和知州是五品官员，主要负责一州的政务。盐运司中的运同、运副、运判也是很受欢迎的职位，因为盐政向来是一个肥差。这些职位的捐纳价格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浮动。
通判作为六品官，是府一级的佐贰官员。布政司的理问、经历，以及直隶州的州同，也都是六品。这些职位的价格相对便宜，大约五六千两就能拿下。
知县是七品官员，但因为是一县父母官，反而比一些六品官更受欢迎。据统计，清代捐纳知县的人数远超其他同品级官职。布政司都事和盐运司经历虽然品级相同，但因为没有独立管辖的地盘，价格要低一些。
八品官员中，教谕和训导是比较特别的存在。他们虽然品级不高，但因为负责教育，在地方上很有面子。布政司库大使和运库大使虽然只管仓库，但因为经手钱粮，也不乏追捧者。
九品官员如府知事、县主簿，价格就更便宜了。这些职位虽然不起眼，但对于一些家境一般的商人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有个官身总比白身强。
武官的捐纳体系相对简单。参将和游击是最高级别，价格也最贵。都司、营守备次之，千总和把总最便宜。这些武职虽然比文官便宜，但在地方上的实权却不小。
地方官的捐纳不仅要看价格，还要考虑地域。江浙一带的官职最贵，因为这里富庶繁华。西北边疆的官职最便宜，但那里环境艰苦，很少有人愿意去。
除了实职，地方上也有虚衔的买卖。不过与京官不同，地方官的虚衔并不吃香。一来价格虽然只有实职的一半，但对普通商人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二来地方上的人更在乎实权，虚名意义不大。
捐纳地方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候补。即便付了钱，也要等待空缺。有时候一等就是好几年，运气不好的可能一直等不到机会。因此，一些有钱人干脆捐个虚衔，省得干等。
地方武职的候补情况要好一些，因为边疆时常有战事，更替比较频繁。但武职要求必须通过武艺考核，不是有钱就能做的。一些商人为此专门请武师训练，就为了通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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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捐纳走向没落之路
乾隆三十八年的那场改革，对清代捐纳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纸诏书限制了高级官员的捐纳范围，标志着朝廷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制度。
朝廷的态度转变带来了连锁反应。各地捐纳数量明显下降，一些原本跃跃欲试的商人也开始观望。捐纳价格随之走低，虚衔的价格更是跌到了实职的四成。
与此同时，科举考试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商人子弟开始回归传统读书应试之路。科举出身的官员在仕途上的优势也逐渐显现。
朝廷对科举正途的重视，进一步打击了捐纳市场。原本可以捐买的生员、举人名额被取消，贡生的捐纳也被叫停。这些措施让捐纳制度失去了重要的客户群。
但捐纳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一些特定领域继续存在。监生依然可以捐纳，而且价格相当亲民。文监生只需一百零八两，武监生更是只要一百两。
捐封典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官员可以通过捐银子给自己的父祖捐一个品级，价格从一百两到八百两不等。这种做法既能光宗耀祖，又不会影响朝廷的选才大计。
到了道光年间，捐纳制度已经大不如前。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很多人捐了官职却不去上任，宁可挂个虚衔在家享清闲。这种现象在江浙一带尤为普遍。
清末时期，捐纳制度彻底走向没落。太平天国起义后，朝廷虽然一度放开捐纳限制筹措军饷，但收效甚微。连商人都看出来了，花钱买官已经不是一个好的投资选择。
从制度层面看，捐纳的衰落反映出清朝官僚体系的变迁。科举正途重新树立起威信，买官卖官不再是一条可靠的仕途道路。这种变化对于维护官场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捐纳制度留下的印记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一些地方的族谱和墓碑上，仍然可以看到各种官职头衔。这些头衔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捐纳获得的。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高祖的＂正三品按察使＂头衔，现在我们就能理解它的来历了。这很可能是他的后人通过捐封典，用几百两银子买来的一个虚衔。
这种现象在清代后期相当普遍。人们追求体面，即便是一个虚衔也要挂在祖先的墓碑上。这反映出捐纳制度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官场，也深深影响了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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