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此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不仅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成为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这一年，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进展如何？如何保障文化大数据的安全？文化数字化推进中有哪些短板和不足？

近日，中国经济网记者对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办公室原一级巡视员、副主任高书生进行了专访。作为国家文化大数据的操盘手，多年来，高书生推动并一直参与国家文化大数据的建设，针对当前建设中的热点问题，他进行了一一回复。

建设

超10个省份完成文化数据服务中心的装配

记者：我国是文明古国，也是文化资源大国，拥有海量的文化资源。这些年，国家大力实施文化数字化工程，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各级各类文化机构积攒了很多文化资源数据，也建成了众多的数据库或媒资库。《意见》提出是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如何把这些不同领域的数据整合起来，并进行统一的标准化和运营？

高书生：中华文化数据库是通过关联而形成的，具体来说，就是依托我国提案创建的关联标识符国际标准（ISLI），在文化机构数据中心部署底层关联引擎和服务软件，按照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原则，汇集全国性文化资源普查数据，开展红色基因库建设，贯通已建或在建文化专题数据库。也就是说，文化资源数据目前是分散的、零散的，分散在不同领域，存在于不同形态，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照统一标准，把零散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起来，把思想理论、文化旅游、文物、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网络文化文艺等不同领域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起来，把文字、音频、视频等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源数据关联起来，把文化数据源和文化实体关联起来，使它们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文化创新创造的素材、源泉。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资源数据化已是大势所趋，包括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古老的文化机构，都在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至少在技术上，数据形态的文化资源的流动已不再像实物形态的文化资源那样受到限制，通过标识解析、区块链等技术，不同领域、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源数据，将按照主题、专题进行重组、整合、二次创作，形成数字化文化产品。

记者：《意见》提出了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依托现有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平台，形成国家文化专网。国家文化专网建设情况如何？

高书生：国家文化专网是依托现有的有线电视网络设施而形成的，不是重复建设。我国有线电视网络始建于上个世纪80年代，目前已建成 4 万多公里的国干网、220 多万公里的省干网以及覆盖全国 3.36 亿家庭用户的接入网。各地广电网络公司按照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省域中心的团体标准，建设文化数据服务中心，就能够服务文化资源数据的存储、传输、交易和文化数字内容分发，发挥国家文化专网功能。目前，全国超过10个省份的广电网络公司已建成文化数据服务中心。

数据

法人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可以在“数据超市”买卖

记者：现在还有大量的文化数据没有转化成文化生产要素，如何激活这些文化数据？

高书生：简单说，激活的前提是应用，有人抱怨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数据“多如牛毛”，有什么用？所以，关键是如何应用数据。话又说回来，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数据是很多，但不容易拿到，申请使用一张图片，耗时很长。这就牵扯出一个大问题——数据如何共享？说白了，公共文化机构如何释放数据？在数字化时代，释放数据就是解放文化数字化生产力。而要共享数据，就需要一个公共性的平台——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体系，就是基于国家文化专网、依托文化产权交易所而形成的“数据超市”，法人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可以在“数据超市”买卖数据，有数据的卖数据，没数据的买数据，有了数据加工数据，进行二次创作。这样数据就“活起来”了。

记者：文化数据如何转化为可溯源、可量化、可交易的资产，形成资产化的关联数据，从而获得数据变现收入。

高书生：《意见》有一句很重要，就是推动文化机构将文化资源数据采集、加工、挖掘与数据服务纳入经常性工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数字化当成可有可无的工作。其实，这些年文化机构多多少少都积攒了一些数据，但已经标注的量并不大，数据不标注，等于没内涵。

为解决这个当下的“瓶颈”，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文化大数据产业委员会近期开展“国家文化大数据标识基地建设”试点工作，发动在细分行业居于领先地位且数据量较多的文化机构，接入国家文化专网，部署底层关联服务引擎和服务软件，成为国家文化大数据标识注册中心的派出机构，对已有数据进行分类、编目、标引、赋码，通过“数据超市”进行数据买卖，获得变现收入。

安全

由标识解析服务系统贯穿其中可溯源

记者：数据安全是文化数字化的核心问题，有的资源端不一定是生产端，有的生产端不一定是资源端。如何保证文化数据的安全性？

高书生：数据安全是文化数字化的核心问题，或者说基础性问题。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文件为数据安全设置多道闸门。

第一道闸门是国家文化专网，它是闭环的，与公网物理隔离。第二道闸门是数据存储是分布式的。每家文化机构都有自己的数据，一般情况下都在自己的数据中心存储。千万不要说搞文化大数据是把所有的数据都搁到一起，一定是物理分布，就是谁的数据就在谁那儿放着，但要通过有线电视网络即国家文化专网把它连到一起，形成一个逻辑关联，统一标准，统一接口，解除文化机构的后顾之忧。第三道闸门，就是标识解析可溯源。国家文化专网要运行，必须得有一个相当于互联网的域名解析的技术系统，我们把它叫做标识解析系统，也就是标识编码登记注册和解析服务的技术系统。同时在各个文化机构的数据中心，装配底层关联服务引擎和应用业务软件。

这样就实现了从资源端到交易、生产、加工，再到运营、消费、体验，一个全生命链条的过程，由标识解析服务系统贯穿其中可溯源，确保每个文化数据的安全。

发展

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的建设是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

记者：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线上文化消费得以发展迅速，推出了很多线上文化产品和服务，例如有的文艺院团把剧目搬上了互联网，博物馆把展陈室平移到互联网，出版社把纸质书扫描成PDF版或换成EPUB格式登上互联网等等。但很多线上文化产品只是简单地把线下搬到线上，受欢迎的数字化文化产品和服务并不多，如何解决高质量数字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

高书生：新冠疫情在冲击线下、在场文化活动的同时，也唤醒了文化单位的数字化意识，不用号召，也不用动员，文化单位推动文化数字化的动力是内生的，如果找到了文化数字化的可行途径和盈利模式，这种内生动力也必然是持久的。

遗憾的是，当前许多文化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做的依然是消费，而不是生产。大家仍在用互联网的思维看现在的数字化进程，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当前互联网思维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不能只在消费上做文章，还需要改变生产方式。只有把整个生产流程、业务流程进行数字化改造，才能够适应数字化时代。

记者：《意见》提出，构建与文化数字化建设相适应的市场准入、市场秩序、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安全保障等政策法规体系。现在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

高书生：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的建设，是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实事求是地讲，因为大规模的文化数字化刚刚动员部署，实践中暴露的问题还不强烈，治理的急迫性还没有那么大。不过，大家已经开始关注，比如数字版权问题，中宣部对这个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探索。

记者：《意见》提出，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主要目标是“中华文化全景呈现”，怎么理解中华文化全景呈现？

高书生：中华文化全景呈现是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中长期目标，目前正处于探索阶段。应当说，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标识基地，都在为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打基础。

所谓全景呈现，首先是针对以往对中华文化诠释的局部性而言的，解决过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来说的，希望通过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让每个人，包括外国人，都能够登上瞭望塔，看到中华文化的全貌。随着这方面的技术和数据准备越来越充分，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