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极左思想的人歌颂前30年，总认为前30年风清气正、没有腐败

那时候的日子，真那么“美”吗？

当我们回溯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的那段历史，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物质生活的普遍匮乏。虽然那个时代，“贫富差距小”常被作为其特征之一，但这并非建立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之上，而是源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挣扎在贫困线附近的现实。

在广袤的农村地区，生活条件的简陋是常态。些用泥土、草木搭建的房屋，往往难以抵御风雨侵蚀，冬不保暖，夏不遮阳，卫生条件也难以保障，直接影响着居民的健康和生活安定感。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生活的重心往往围绕着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展开，谈及更高层次的发展和享受则显得遥不可及。

饮食方面，“粗粮”是绝大多数普通百姓餐桌上的主角。日常能量的摄取主要依赖于玉米、高粱、红薯等杂粮，而“大米白面”这些在今天看来极为普通的细粮，在当时却是难得的改善型食物，通常只有在逢年过节或特殊场合才能少量见到。

这种以粗粮为主的单一饮食结构，不仅影响口感和生活品质，长期来看也可能对营养均衡和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影响。更严峻的是，在某些年份许多家庭甚至面临“连饭都吃不饱”的困境。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个体的精力主要用于应对基本的生存挑战，教育、文化、个人发展等方面的追求自然受到极大限制。

因此，将那个时代简单地标签化为“美好”，并以“贫富差距小”来论证其公平性，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种简化和误读。它忽略了在普遍贫困背景下，大多数人所承受的生活艰辛和发展机会的匮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难以得到稳定满足，这构成了那个年代许多普通民众生活的真实底色，与理想化的“风清气正”和“人人平等”的图景存在着显著的差距。

“清廉”背后，有多少无奈？

探讨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的官场风气时，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腐败现象相对较少，官员队伍显得较为“清廉”。这种现象的形成，并非全然源于官员个人道德水平的普遍高尚，而是与当时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最核心的因素在于普遍的物资短缺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

在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总量有限，流通领域也不活跃，这意味着可供个人支配和挪用的社会资源极其稀少。对于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而言，即便产生了贪腐的念头，客观上也面临着“没什么可贪的”窘境。社会上没有大量的剩余产品，金融体系也不发达，大规模的权钱交易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实现途径。

官员的法定收入（工资）普遍不高，与普通民众的收入差距虽然存在，但并非天壤之别。在这种条件下，依靠权力进行大规模财富积累的可能性受到了极大的客观制约。但这绝不意味着腐败现象的绝迹，老百姓向官员“送礼”的行为在当时依然存在。

只是受限于整个社会的普遍贫困，民众能够拿出的“礼物”价值通常不高，可能是一些土特产、少量紧俏的生活用品或者提供一些劳务上的便利。它使得腐败行为在观感上不那么“显眼”，但其破坏社会公平和侵蚀政府公信力的性质并未改变。

根据国家统计局在1978年编印的《建国以来经济统计摘要》这一官方资料，明确记载了在1953年至1976年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共有412名地厅级干部受到了处分。地厅级干部在当时的官僚体系中已属于相当高的级别，这一数字虽然在其总数中的比例（0.13%）看似不高，但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即使在高级别官员群体中，违纪违法、滥用职权的行为也是确实存在的，并非一片净土。

同期，《人民日报》作为重要的官方媒体，刊登了129篇关于反官僚主义的报道，其中有47起明确涉及基层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这些来自官方统计和权威媒体的记录，共同揭示了那个年代官场风气的复杂性：一方面，极其有限的社会财富和严格的社会管制在客观上压缩了大规模贪腐的空间；另一方面，利用职权谋取各种形式的私利、搞不正之风的现象，从高层到基层都未曾杜绝。

“后门”没堵死，公平哪里来？

在一些怀旧的叙事中，“人人平等”被描绘成那个时代的光辉特质之一。审视资料可以发现，当时的社会现实远非如此理想化，所谓的“平等”往往受到权力因素的干扰和侵蚀。当时“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现象也是存在的，并很严重。

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家庭而言，子女的前途和发展路径是相当狭窄和受限的。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农村青年想要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进入城市、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面临着重重障碍。

对于那些掌握一定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家庭来说，他们的子女往往能够利用父辈的地位或关系网络，通过一些非公开、非竞争性的途径，获得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机会。列举几个重要的“后门”通道：“招工”、“提干”和“当兵”。在当时，能够进入工厂成为一名正式工人，意味着拥有稳定的收入、福利保障和城市户口，是许多农村青年梦寐以求的出路。

“提干”则意味着在政治或行政体系内的晋升，是走向管理岗位、掌握更大权力的阶梯。“当兵”在特定时期也被视为一条离开农村、获得锻炼和可能提干转业的重要途径。这些宝贵的机会，在名额有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往往并不完全依据申请者的能力、表现或条件进行分配。

普通百姓家庭的孩子，即使同样优秀甚至更加努力，也很少能够获得这样的“捷径”。他们要么被排斥在竞争之外，要么只能在极其有限的、对所有人开放的通道（如高考，但在特定时期也受到其他因素干扰）中艰难争取。

历史的“滤镜”该摘掉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认识到过往的不足，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于是改革开放出现，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篇章，始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政策的核心在于对内改革，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主动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协调的部分，确保二者能够相互适应，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带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全面进步，最终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根本需求。

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为例，1978年，18户农民在一份秘密契约上按下手印，决定分田到户，这一自发的改革尝试随后得到中央的认可和推广。到1980年代初，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已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显著提高，农村经济开始焕发活力，农民的温饱问题逐步得到缓解。城市领域的改革则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

1980年代，中央开始试点企业承包制，赋予企业更多经营自主权，逐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了以往完全由国家指令性计划主导的生产模式。例如，上海的宝钢集团通过技术引进和管理创新，逐步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企业。与此同时，经济特区的设立成为对外开放的先锋。

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成为首批经济特区，这些地区凭借税收优惠、灵活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迅速发展为外向型经济的桥头堡。以深圳为例，曾经的小渔村在短短数年间崛起为现代化城市，吸引了来自香港、台湾及欧美的大量投资，电子、家电、服装等产业蓬勃发展。

进入2024年9月以来，中国经济在存量政策和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呈现出持续回升向好的态势。存量政策的优化包括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等措施，而增量政策则涵盖了促进消费、扩大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等多个方面。

在国际经贸合作方面，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尤其与东盟等地区的双边贸易增长尤为显著。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持续攀升，2023年已突破9000亿美元，成为双方最大贸易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撑。农产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等领域的贸易往来尤为活跃。

通过上述一系列改革与开放的实践，中国逐步从物资匮乏、经济发展受限的状态中走出，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参考资料：[1]王兆铮.改革开放是动摇不得和动摇不了的伟大旗帜[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5,27(1):1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