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是我军的“无衔上将”，他前半生戎马征战，建功立业，是一员非常典型的战将。

朱老总曾说过：“在所有革命队伍中，铁军老战士和水口矿工是最敏捷，最有纪律，最有警惕性，政治上最先进的。”耿飚就是当年的水口矿工之一，后来跟着上了井冈山，成了红4军中的一名战士。

在红军时期，耿飚当过红1军团的主力团团长，参加过历次反“围剿”、漳州战役等重要战役，带着部队打过很多硬仗、恶仗。

长征路上，他是探路先锋，湘江战役、强渡乌江、攻克娄山关，为大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承担过最艰巨的任务，毛主席为此还写信表扬过他。

在能带兵打仗的同时，耿飚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参谋型人才。遵义会议后，他开始担任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协助师长陈光参加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之后又担任红四方面军4军参谋长。

抗战时期，他是129师385旅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杨罗耿兵团（华北第二兵团）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与指挥了清风店、石家庄、平津、太原、宁夏等战役。

除了军事主官和参谋长，耿飚在外交领域同样能大放异彩。建国后，耿飚被周总理点名进入外交部工作，理由是：“抗战时你不是曾经带领美军观察组从延安到晋察冀军区吗？在北平军调部不是还和没见过代表打过交道吗？实际上你已经接触过外事工作了。”

就这样，耿飚一下子完成了从指挥“枪杆子”跳到了用“嘴皮子”的跨界。

事实证明，周总理的眼光是非常不错的，耿飚在外交领域同样富有突出的才能。有两件事为证：

“九大”闭幕后，刚被选为中央委员的耿飚被任命为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当时阿尔巴尼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系很不一样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国内的知名度很高。

耿飚来到阿尔巴尼亚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阿尔巴尼亚领导在对待我国援助的问题上，有着非常不正确、不健康的态度。比如他们的一号人物霍查曾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二号人物谢胡曾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他们显然把双方的关系当成了他们无端索取的依据。

耿飚通过调查了解发现，当时阿尔巴尼亚人把我们援助他们的优质钢管做成了电线杆；把我们援助的水泥、钢筋到处去修烈士纪念碑，竟然修了一万多个；把我们援助的化肥随意丢在地里，任凭风吹日晒……

看到原本应该用于建设的东西，却被如此浪费，耿飚立刻给中央写信建议：援助应该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也应该考虑对方的需求和能力。如果有求必应，对我们来说，就是把钱倒进了一个无底洞，对阿尔巴尼亚来说，也只能养成他们懒惰的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从长远来看，是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设的。

耿飚的这封信被送到李先念同志处后，李先念对耿飚赞叹有加，毛主席看到这封信后，对周总理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耿飚在这件事的处理上秉持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他对外交问题的敏锐，展现了他作为一个老党员、老红军战士的风采。

1956年，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开始了他对亚洲五国的访问，这五个国家中就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

在临行前，耿飚找到周总理给他提了一个建议：“如果访问印度期间，尼赫鲁总理邀请你到他的家乡做客访问，一定要拒绝他，最好别去。”

周总理听后问为什么，耿飚回答：“据我所知，尼赫鲁的家乡在克什米尔南部，印度的实际控制区。尼赫鲁大概很想邀请你到他的家乡，以在国际上造成中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支持印度、反对巴基斯坦的误解。”

周总理听后连连点头，夸奖耿飚提醒了他，这个建议很好。

不久后，周总理访问印度期间，印度方面果然提出了类似的邀请，周总理因为提前洞察了他们的意图，便委婉拒绝了他们，由此也避免了在这个敏感问题上陷入被动的局面。

大概就是因为这件事，1962年10月，印军入侵我国时，周总理点名让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耿飚参与自卫反击战和战后谈判的相关工作，这也是建国十几年后，离开军队从事外交工作的耿飚第一次再做军事方面的工作。

不仅周总理对耿飚信任有加，叶剑英元帅对耿飚也是非常倚重的。

两人第一次正式合作是在抗战结束后的北平军调部，当时的北平军调部由国、共、美三方各派一名委员组成，我党的代表是叶剑英，国民党的代表是郑介民，美方代表是饶伯森。

当时耿飚是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兼野战军参谋长，被紧急调到北平军调部工作，担任我方代表团的三方参谋长会议。在这期间，耿飚的表现非常老练成熟，引起了叶剑英的关注和赞许。

据《耿飚回忆录》记载，当时他每次出门，都有国民党的特务悄悄跟随，时间久了，他就熟悉了这些特务的面孔，甚至有的特务住在哪里他都知道。

有一天，耿飚发现一个一直监视他的特务好几天没露面了，就问别的特务他去了哪里。得知这个特务得了疟疾，在家里打摆子，耿飚就去药店买了奎宁去探望他。

这样的温情之举搞的那个特务感动不已，对耿飚说：“我这工作不是人干的，病了没人管，反倒是共产党来照顾我，惭愧呀……”

耿飚于是和他聊起了天，对方就把特务内部的情况，包括他们谁负责监视李克农，谁负责指挥司机都告诉了耿飚。

耿飚问他：“那么，对叶剑英呢？”

对方回答道：“那就不只是派人监视了。”

耿飚说：“这我知道，你们还用了别的手段。”

对方大吃一惊，以为他们的手段早被我们看破，说：“不过详细情况的我也不清楚，叶剑英的事另有人负责，像安装、窃听的技术我也不懂。”

回去之后，耿飚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李克农，说国民党安排给叶剑英的房子有问题，李克农一开始还不相信，说国民党的特务怎么会把这么机密的事情告诉我们，结果到叶剑英住处一检查，果然发现了好几个窃听器，李克农大赞耿飚：“你真行，连国民党特务都为你提供情报。”

于是我们又把窃听器装回原位，叫来国民党方面人当面指给他们看，搞的他们甚是尴尬。不久后，我们又为叶剑英专门找了一个住处。

1976年10月6日，叶剑英向中央推荐耿飚时说：“耿这个人关键时候靠得住，有骨头。”建议把掌控中央电视台和中央电台的工作交给耿飚。叶剑英对耿飚的赞许，大概从1945年北平军调部时期就开始了。

此后，耿飚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外交事务，并分管军工、民航等工作，之后又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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