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伐木工在山中捡到一枚印章,公安调查后调3卡车警力搜山

祥华史谈 2023-11-13 01:33:09

前言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男人名叫郭桃仁,是一个普通的江西伐木工,在参加厂里的报告会议上被自己的上级举报,很快几个警察就来到他的家里了解情况。

原来一切都源于他笔记本上盖着的一个红印章,其原型是我党珍贵的历史文物,却保留在了一个伐木工家里,得知印章的出处后,公安机关立刻调去了三辆大卡车全范围搜山。

这个印章是什么文物?它有何意义,又是如何被发现的?

一、山中捡印章

郭桃仁是山西人,老家在万载县的一个小村庄里,下面还有个亲弟弟,名为郭兴仁,两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汉子。

郭桃仁很早就辍学打工了,他从1950年开始就一直在当地的一家伐木场上班,而弟弟则经常换工作,一直没能求个稳定,慢慢的,十多年过去了,哥哥已经是工厂的小队长了,弟弟还在找工作。

郭桃仁给弟弟开了个后门,让他也进了伐木场当个普通工人,弟弟虽然不安稳,但是工作态度还是端正的,不怕吃苦不怕累,这点还是让老板很满意的,所以对这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963年,郭桃仁接了厂里的任务,要带队去林子里伐些木材,他挑了十几号人,顺便把弟弟也带上了,这份工作还是不错的,老板人好心善,工作稳定不拖欠,两人都很珍惜。

当时正值冬天,或许是工作的时候吸了几口凉气,弟弟郭兴仁一脸难色的走过来表示要上厕所,荒郊野岭大家也比较随意,郭桃仁随手挥了挥,弟弟就找了棵大树下面解决了,临走还不忘挖个坑埋了。

可他挖了两下竟然挖出一个黑皮箱子,外皮已经烂了,可以想象到埋的时间不短了,郭兴仁打开箱子,里面是一堆泛黄的纸以及几个银制的印章,因为时间太久,上面已经发黑了。

他不认识字,随手擦了擦装进了兜里,破烂箱子也不要了,工作结束后,他跟哥哥回家,郭桃仁看着弟弟拿出了一块类似“银元”的东西,上面还有很多字,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弟弟没上过学,哥哥也是个半吊子,更别说印章上还都是繁体字,根本看不懂,不过哥哥到底还是个小队长,研究了半天说道:“这玩意应该是印章,我在老板屋里见过,好像需要蘸上印泥用。”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他从老板那里取来一点印泥,蘸了蘸,直接盖在了自己评为优秀员工时,厂里给自己发下的笔记本皮上。

这个笔记本是厂里的奖品,可他不识字,也没用过,平时就拿来装装文化人,彰显一些书生气,里面大部分都是白页,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盖,却让印章暴露出人们的视野里。

二、上报公安局

不久后,厂里召开员工报告大会,他作为小队长也得作为干部出席会议,他一如既往的拿上这个“空白笔记本”,虽然不识字,但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记笔记。

然而笔记本一拿出来,外皮上鲜红的印章异常瞩目,周围坐着的同事纷纷瞟过来辨识,就连工厂指导员也来了兴趣,把笔记本拿过去看了两眼。

这位技术指导可不一般,他是共产党员,曾经也入过伍,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头进了学校继续深造,出来后就回到老家在工厂里担任技术指导。

仔细辨认着印章上的字,他立刻皱了眉,当即坐到郭桃仁的身边问道:“这是哪来的?你自己刻的?”

郭桃仁嘿嘿一笑:“哪能啊,我一共也不认识几个字,哪还有刻这玩意的技术,这是我弟弟在山里捡的!看着好看,就留在手里了。”

指导员又细细的问了问:“在哪个山里?发现这个印章的时候,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吗?”郭桃仁自己也不知道,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随后指导员连会也不开了,随口请了个假带着印章就离开了,会议还没结束,又领着几个警察走了进来,用手指了指郭桃仁:“就是这位同志!”

这番操作险些吓坏郭桃仁,差点就双手抱头了,得知缘由后赶紧带着警察去找弟弟了解情况,原来,这枚印章,竟然是共产党重要历史文物,是过去苏维埃政府的印章,是时代的证明。

印章有上下两部分,上面写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面写的是“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间则是共产主义工农联合的象征图案。

那么这么重要的历史文物为何会丢在山里呢?我党在调查了相关资料后,给出了一个解释。

三、历史的真相

这个印章的故事还要从1931年说起,那时候,日本对中国发起侵略战争,东北地区成为第一个沦陷地,这也成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思潮。

在这场抗日斗争中,无数人参与其中,有学生、农民、工人等等,以鲁迅、叶圣陶等文联代表发起《宣告世界书》,上面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恶行和罪孽,呼吁世界无产阶级联合抗日。

同年,毛主席在瑞金召开“一苏大”,会上,大家选举了有毛主席、朱老总等人为代表的中苏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共有63人,这场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的诞生。

古代皇帝有印章,达官贵人有印章,我们的苏维埃政府自然也要有,于是,这个代表了当时的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印章应运而生,它由纯银制成,低调却尽显恢弘。

这小小的印章,是一个政府的代表,承载着无数共产党人的希望,即使国民党对我党进行多次围剿清扫,我们也没有丢掉它。

然而,在第五次围剿中,还是发生了意外,我党内部左倾错误导致反“围剿”计划失败,红军被迫转移,而党中央很多重要文献以及代表物品都要分批转移。

当时,负责带走这枚印章以及部分机密文件的有五个人,他们是:张春吉、王群、邱思炎、易荣以及刘伯芳,他们都是我党过早牺牲的优秀革命家。

在转移的过程中,他们没能逃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被国民党一路追到万载县元山林场,他们和大部队已然失联,林场周围全都是敌人,他们已经无路可逃。

我党推测,或许五位英雄不愿这些机要文献落入敌手,将箱子埋进了一棵大树下,随便还用一些枯树枝盖住,防止被发现,最终,他们也没能存活下来,直到三十年后,这枚珍贵的印章才被郭桃仁兄弟发现。

结语

之后,郭桃仁两兄弟很痛快的将印章交还我党,政府也给他们批了一笔奖金,以示奖励,之后,公安机关找来三辆卡车封锁林场,挖掘当初那些烈士尸骨以及丢失的文献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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