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人　甄永民

１９７１年１２月，我穿上了绿军装踏进了军营。实现了我多年的人生梦想，成为了一名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

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虽然成绩优异，得到了领导的通报表扬，但却被分在了炊事班，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的工作竟然是喂猪。

我沮丧懊恼悲观失望，工作消极怠工得过且过。然而，我的这一切所作所为却险些酿成了一次重大事故。

那天，我在经过一个工地时见有一个大铁桶，我就随手拣了回来。没想到我只用这个铁桶喂了一次猪。七头大肥猪就出现了呕吐不吃食的情况。这么大的事故我只好硬着头皮把情况报告给了炊事班长。

炊事班长姓曹，叫曹德才，甘肃天水人。他听了我的叙述后一句话也没说就跟我来到了猪圈旁。看过猪后，他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让我按纸条上的药名马上把药买回来。

给猪喝过药后，猪开始吐得更厉害了，我怕到了极点。要是这些猪全死了，我怎么向全连同志交代，我还有脸再在连队待下去吗？

曹德才见我恐慌，就把我扶到宿舍安慰我，如果万一发生了意外，那也是他这个班长的责任，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他见我那天愁得没吃饭，还特意给我下了一碗鸡蛋面。

那天晚上曹德才没有睡觉，他就在猪圈旁边守了一夜。直到七头猪全部脱离了危险他才放心地让我正常喂食。曹德才的行动彻底感动了我，我觉得他是我在部队第一个最应该信任的人。

从此后，我和曹德才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不但教我怎样喂猪，还教我怎样做人。他说，革命军人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一个真正的军人，就是干一行，爱一行，而且还要专一行。他还给我列举了部队好多领导都是从喂猪开始，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的。在他的关怀和教育下，我渐渐地爱上了我的工作。

我刻苦努力，勤奋好学，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养猪知识，并把霸道抢食的猪与胆小懦弱的猪分栏喂养。还经常打扫猪圈，给猪加餐，几个月时间就把连队的猪养得肥头大耳膘肥体壮。

我取得的成绩受到了同志们的称赞和领导的好评。两年后，我不但入了党，还被评为优秀战士。１９７３年２月，我被提拔为给养员。

我在给养员的位置上干了一年后，我和曹德才双双进了师教导队。

师教导队其实就是干部培训班，只要进了教导队，十有八九就是要提干了。

在教导队学习了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曹德才拉着我的胳膊，把我拉到训练场的一角。他从怀里掏出一瓶酒先喝了一口后又递给了我说：“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喝酒，因为我已经向组织递交了退伍申请。”

我诧异的看着他问：“马上就要提干了，你为什么要申请退伍？”

曹德才喝了一口酒说：“我们都是炊事班来的，而连里只缺一名司务长，也就是说，你我之间只有一人有可能被提拔为司务长。这消息非常准确，是团里一个老乡告诉我的。”

我忙说：“咱两人提拔一名司务长，也是你的，我不和你争，我是城里兵，只要当几年兵回去就能安排工作，你是农村人，提不了干，你就得当一辈子农民，你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退伍！”

曹德财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的风格也不是那么高，更不想脱下这身军装，是我家里出了变故，我不得不选择退伍。”

我急忙问道：“你家里到底出了什么变故，你说出来或许我还能帮上你的忙。”曹德才说：“这个忙谁也帮不上，我只能说这就是命，我是命该如此，算了，咱不说了，喝酒！”

那一天晚上，我们两人喝了一瓶酒，直到熄灯号响起，我们才回到了宿舍。

正如曹德才说的那样，从师教导队回来后，我就被认命为司务长，而曹德才则在那一年的后半年退伍了。

转眼间就过去了两年，我也由原来从司务长的位置上被调到了团后勤处当了一名助理。

１９７６年的３月，我与团里的几个同志出差去了天水。我想着曹班长就在天水，如果方便的话我可以抽时间去看看老班长。那年他退伍时说家里有了变故，我问了几次他始终没有说是出了什么变故。我给他写了几封信，但他只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一切都很好，让我好好在部队工作，别惦记他。

正好第二天事情办完的早，于是我就给领导打了声招呼，去了曹德才的老家麦积区的麻家坪。那天我刚到渭南街道，就看见了一幕让我们十分痛心的事。

那天正好是集日，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我刚到街道的东头就看见两个戴着红标的市管会人在拉扯着一位残疾姑娘。姑娘坐在地上，但怀里还紧紧地护着一个篮子。我走近一看，原来姑娘怀里的篮子里装着几个鸡蛋，我瞬间明白了，当时鸡蛋是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的产品，只能卖给国家，个人是不能随意进行交易的。

可能是姑娘嫌交给国家卖的钱少的缘故，她紧紧抱着怀里的篮子死也不放手。市管会两个人上前抢夺篮子，姑娘的伤腿已经渗出了血，身上衣服也被撕破了一条口子，露出了白花花的肚皮。

我立即上前拉开市管会的同志：“有话好好说，姑娘腿上有伤，已经出血了。”

市管会的同志本来想发火，但见我是解放军，也就没有发作。他指着姑娘怀里的篮子说：“投机倒把贩卖鸡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一次，我们非没收她的鸡蛋不可。”

国家的政策谁也不可以违抗，我蹲下身子小声地说：“把鸡蛋给他们吧，你亏了多少钱，我补给你。”

姑娘听我这么一说，才把篮子交给了市管会人，市管会人走了后，我掏出１０块钱递给姑娘说：“这１０块钱够不够你的损失？”

姑娘看了看我说：“用不了那么多，三块钱就够了。”我说这些钱你都拿上。我想找一个叫曹德才的人，如果你认识他的话麻烦你给我带一下路可以吗？”

姑娘盯着我看好大一会才说：“你找我哥？他今天就在集上，他在街西头买豆腐。”

我看了姑娘好大一会，仿佛要从她的脸上找到曹德才的影子，但是我找了半天，也没看到姑娘那点像曹德才。

姑娘瘦高个，大眼睛，皮肤白皙，五官精致。是一个地地道道地大美女，只可惜她是一个残疾人。她弯腰捡起地上的拐杖说：“走，我带你去找他。”

通过和姑娘的闲聊，我才知道了曹德才家里的情况。那年曹德才坚持要退伍的原因是。父亲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而肇事司机又没有找到。

因为曹德才的母亲常年有病不能下床，一家人全靠曹德才的父亲一个人在苦苦支撑。现在曹得才的父亲遭遇了车祸瘫痪在床，吃喝拉撒都需要人照顾。几个弟妹年龄又小，并且还在上学。曹德才不退伍回家照顾父母能行吗？

曹德才的大妹妹曹德芸去年高中毕业，本来可以帮家里一把忙，可是今年在拉架子车时，竟然摔伤了腿，由于没钱住院，只是简单的包扎了一下就回家了，现在她的伤口依然在发炎。

虽然她的腿有伤，但她依然不忍心看着哥哥一人为这个家拼命。她走街串巷偷偷收些鸡蛋，然后拿到集市上来卖，自己赚点差价。没想到这才干了两次，第三次就让市管会给抓住了。

听了曹德芸的叙述，我心里沉重到了极点。到了街西头，曹德芸指着一个豆腐摊说，那就是我哥。

我抬头望去，只见一个满脸胡茬的男人正在一个豆腐筐前大声的吆喝：“卖豆腐——谁要豆腐——”

他上身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发了白，并且补了好几处的旧军装，下身一件黑色膝盖露在外面的破裤子，裤腿高高的挽着。憔悴苍老的面容上刻着深深的皱纹。两年不见一个生龙活虎的战士就被生活的重担压成了一个小老头，我心里一阵酸楚。

当我站在他的面前时，他先是一愣，接着我们便紧紧的搂抱在一起。我偷偷地给他的口袋里塞了我尽有的６０块钱后才握着他的手问道：“老班长，你还好吗？”曹德才擦了擦溢出眼眶的泪水说：“好，好，着哩，你怎么到甘肃来了？”

我说我是出差路过，他问我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他立即带我去他们家吃烤地瓜。我摇了摇头说，没时间，我一会就要走，几个同志还在天水等着。这时曹德芸已经把一碗切好的热豆腐递到我的手上：“尝尝我哥做的豆腐，他这还是在部队上学的。”

我接过豆腐噙着泪水勉强把它吃完后就急忙离开。我怕我再待下去会忍不住大哭起来。

回到部队后，我立即向战友借了一点钱，连同我当月的全部工资，一共凑了一百二十块钱给曹德才汇了过去。

没想到曹德才又原封不动地给我退了回来，他说：“上次偷偷塞在他口袋里的钱，他收下了。这次汇款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收的。只要心里有还想着他，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知道曹德才性格倔强，正面帮他，他肯定不会同意。因此我把曹德才一家的情况给姐姐和姐夫说了一遍。他们愿意帮助曹德才的家人。因此，我让父亲开车去把曹德才的父亲，母亲，和妹妹接到了省城。

经过两个多朋的治疗，曹德才母亲病情有所减轻，曹德才的父亲由于伤了脊椎不能恢复，而曹德芸则彻底痊瘉。

在姐姐和姐夫的撮合下，我于１９７７年与曹德芸结了婚。

这个可怜的姑娘自从嫁给我的那天起就就有一种非常自卑的阴霾笼罩在她的心头并且整整伴随了她的一生。

她一切都以我为中心，我说什么她听什么，她从来都没有自己的主张，我的意见就是她的意见，我的喜怒哀乐就是她的喜怒哀乐。她没有出去工作过，她一直都在尽心尽力的照顾我，直到她６０岁时因脑溢血去世。

改革开放以后，曹德才的日子开始慢慢的好过起来，自从他开了第一个饭店后他就找到了他的另一半，嫂子是他们饭店的领班，比他足足小了１０岁。

我在部队服役了整整３２个年头，于２００３年离开部队。

曹德才，我的老班长，也是我的大舅哥，是我从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部队领导的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