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美军撤出越南，越南战场上开启南北统一的战争。1975年，越南南方全部解放。越南南方全部解放后，越南新政府黎笋集团开始在越南国内发动疯狂的反华、排华行动，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中，连越南政府官员也难以幸免遇难，不少侵华官员都遭到了清洗，当时担任越南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的黄文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面对黎笋政府的疯狂行动，黄文欢无法承受，只好前往中国避难。
黎笋政府统一越南后，于1976年4月选出统一的国会，当年7月2日，黎笋宣布越南全国统一，定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后，黎笋集团在越南境内的排华行动更加肆无忌惮，公开清洗侵华官员。黄文欢就是这场行动中遭受迫害最严重的、等级最高的越南政府官员。
黄文欢，1905年生人，出生在越南义安省琼瑠县琼堆社贫农家庭的他，在完成初等教育后就参加了反法革命活动。1926年，黄文欢在革命团体帮助下，离开家乡前往中国广州，进入越南革命先驱胡志明创办的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进行学习。学习结束后，黄文欢被派回越南组织革命活动。
接受过革命训练后的黄文欢回国后，以更加先进的思想带领越南革命党人一同在越南地区组织革命活动。在建立了一定的革命基础后，黄文欢加入越南共产党。越南共产主义的种子正是这个时候在越南扎根的。
1935年，已经成为越南共产党高层领导的黄文欢再次来到中国。此次到访中国后，黄文欢先后在中国的南京、武汉、昆明等地参加了越南的秘密革命活动。在这期间，黄文欢化名李光华，领导了越南共产党海外部的工作，在越南侨民中建立基层组织。越南革命力量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在艰难中逐步成长起来的。
1939年11月，负责领导越南共产党的第三国际代表黎鸿峰被法国殖民当局杀害，越南共产党的革命工作陷入瘫痪。当时为了更好的组织工作，越南共产党集体决定由黄文欢和武英代表越南共产党把已经中断的联络关系重新建立起来，并以中央名义迎接正在中国八路军贵阳联络站工作的胡志明返回越南主持党的工作。
1940年6月，黄文欢再次来到中国，在柳州、桂林等地频繁活动，还与胡志明一起到了广西省靖西县，为返回越南开展革命活动进行积极准备。准备完毕后，越南“复国军”于1940年9月，在越南谅山起义，当时黄文欢正在参加策划北山起义的发动工作。同时，黄文欢还在越南高平省成立了一支由越南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游击队。
1941年4月，返回越南的胡志明将在越南高平地区成立的这支共产党游击队改名为“越南救国军中队”，在越南的高平至谅山一带地区开展游击战。在之后的革命行动中，这支越南游击队成长为越南人民军。
1941年2月，胡志明回到越南北坡，黄文欢则留在广西省靖西、龙州一带活动。当时的黄文欢是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靖西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兼任直属于越南共产党中央的靖西支部书记。另外，当时黄文欢还在中国龙州建立了越盟办事处，并在中国其他地方建立支持越南革命的据点。
1942年2月，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从越南高平进入中国途中，被中国国民党逮捕。胡志明被扣押两年多后，黄文欢和胡德成代表“越盟”（越南独立同盟）与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部交涉，并以“协助中国部队作战”作为交换条件，使胡志明获释。解救胡志明后，黄文欢返回越南高平，参加建设越南高平革命根据地和开辟越北解放区的工作。
1945年8月，黄文欢当选为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越北解放区党委书记等职。从上世纪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黄文欢基本上都是在中国进行越南革命活动的，在这期间对中国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也让黄文欢成了一位“中国通”。正因如此，黄文欢在1948年受命在泰国设立海外办事处，后来又成为北越驻中国的第一任大使。
青年时期的黄文欢在越南地区积极参加反抗法国殖民主义斗争的行动，后多次来到中国，参加中国的民主革命活动。在这期间，黄文欢还在黄埔军校接受过军事训练，在国民党军中有上尉军衔，还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从他的履历来看，黄文欢算得上是“老革命”了。
但偏偏这样一个为越南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就因为亲华，在黎笋政府执政期间遭受到巨大迫害。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刚成立时，黄文欢担任了第一任国防部副部长，在之后的时间里，又相继担任越南卫国军全国政治委员、第四战区党委书记和中央政府驻第四战区代表。1950年，黄文欢担任越南共产党驻中国共产党代表，越南共产党对外联络部长。在这期间，黄文欢依然保持和中国的联系。1950年1月18日，中越建交。
1950年10月，黄文欢任越南民主共和国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到1957年4月黄文欢卸任越南驻中国大使时，他已是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58年开始，黄文欢便一直担任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那时，中越关系还很好，中国政府在1966年7月举行的援越誓师大会上，黄文欢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亲耳听到了中国领导人发表“全力支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的庄严声明。
1969年9月，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黎笋集团篡夺越南党、政、军三方领导权。
当时苏联和中国关系破裂，苏联想要在亚洲地区谋求更大的利益，便不断扶持越南，企图以此打压中国的发展。随后，黎笋在越南大力推行亲苏反华的政策。对于黎笋集团的这一政策，黄文欢作为当时越南的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表示了坚决反对，多次反对黎笋的主张，曾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会议上，和黎笋发生直接冲突。
也正因为黄文欢对黎笋主张的公开、大力反对，让黎笋怀恨在心，在后来的时间里，黎笋多次在政治上打压黄文欢。即便如此，黄文欢仍然坚持代表越南和中国保持联系，也正是在越南有一批像黄文欢这样的个人，中国那时候才会源源不断地为越南提供援助。1969年底，黄文欢率领越南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苏联等国。
进入1975年后，黎笋在越南开展更大规模的反华、排华行动。1976年12月，黎笋集团在越南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黄文欢“年老多病”为借口，把他排挤出越南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此后，黄文欢失去政治实权，仅保留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的虚衔。
在之后的时间里，黄文欢在黎笋集团的控制下在越南度过了艰难的一段时间。好景不长，1979年4月，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越南政府加紧了对亲华人士，尤其是黄文欢的政治迫害。他们强制要求黄文欢参加了“越南人民战胜中国侵略者”展览会的开幕仪式。企图通过这样的方法挑拨黄文欢与我国人民的关系。当时一贯维护中越友谊的黄文欢穿着中国式军装，头戴中国式军帽，以蔑视越南当局的姿态参加了这次展览会。这说明他对越南当局反华仇华的反动行径是抵制的。
1979年7月5日，黄文欢为摆脱黎笋集团的控制和迫害，以治病为由离开越南，辗转到了中国北京。当时黄文欢以出国就医为借口，乘坐飞机离开了越南，为了确保安全，黄文欢途中在巴基斯坦下了飞机。随后，黄文欢从巴基斯坦前往中国。在中国期间，黄文欢解释了叛逃的原因，强调了长期以来一直反对黎笋的政策。
黄文欢认为，黎笋所实施的政策将越南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导致越南平民歧视中国人，并侵占了柬埔寨。
越南当局发现黄文欢出走后，立即向越南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尽早完成把不够党员标准的人（黄文欢）清除出党”。越共党刊《共产主义》杂志1979年第7期的社论说:“要把是否认清新形势、新任务，是否反华，作为衡量党员觉悟的标准，不符合这个‘政治标准’的人，要坚决清除出党。”
根据越媒在2017年的报道，“在1979年越南边境战争周年纪念日当天，身为越南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的黄文欢由于追随中国，被越南政府做以‘缺席处决’”。同时，越媒在报道中··引用了黄文欢对此事件的意见，他表示：“越南战争后，多达30万名亲中党员被黎笋的亲苏派系消灭。
根据匈牙利档案记载，黄文欢所表述的内容属实，黎笋集团在1979-80年的时候确实实施过一次针对政府内部人员的“大清洗”行动。这次清洗不仅是企图孤立真实和潜在的亲华分子，也是越南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标志。
黄文欢虽然在1956年是越南政府第13届党中央委员，后又进入政治局工作，但黄文欢并不属于最关键的领导班子。即便如此，黎笋仍然花费了很大力气迫害黄文欢。
除了黄文欢，当时越南政府的许多官员也遭到了“清洗”，如越南前华裔外贸部副部长李班，被软禁。越南公安部长于1980年1月被迫退休。越南安全部门的控制权由此被黎笋集团彻底掌握。
在1970-1975年间，越南大约有80000名党员被从队伍中除名，在1976-1979年间，又有74000名越南共产党员被除名。黎笋集团的排华活动，尤其是对亲华人士的驱逐，在1979年11月至1980年2月间达到顶峰，但从3月开始，这一过程开始放缓，运动的重点随后转向打击贪污、贪污和犯罪行为。
在越南南部，有5%的领导层共产党员被裁减。在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当时和黄文欢一样逃往了中国。在之后的时间里，这些人便一直留在中国生活。黄文欢直到1991年去世的时候还是在中国。
在黎笋集团的这场“清洗”行动中，尽管我们无法从现有资料中得知黎笋“清洗”了多少越南亲华官员，但遭受“清洗”的党员数量达到了300000人，其中的官员数量肯定不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