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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谈起清代志怪小说的代表，大家无疑会想起《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两者虽然都是以各路狐鬼神仙为主要角色的文言小说，但因作者个人经历和观念的不同，为我们展现了两个性格各异、族类不同的志怪世界。在这两本书中，描写最为出色的可谓是其中形形色色的女性对象，她们上至神仙、下至精怪，性格迥异、来路多样，作者在撰写时赋予她们的价值观也大相径庭。

系统地对比两本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差异，不仅可以很好地研究蒲松龄和纪昀的人生观、价值观，还能为当下的现实社会主题带来可供参考和思虑的价值。如今，女性的社会地位、权益等条件较之前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未来女性势必会面临一些不可避免的生存困境和问题。而审视分析这两本以女性视角展开的志怪小说，就成为了当下炙手可热的研究热点。

在作者的笔下，狐鬼妖仙这些异类女性始终是写作描绘的重点。那些女性既有善良智慧的正面形象，也有狠辣恶毒的反面形象，从描写的女性数量来看，《阅微草堂笔记》中异类女性数量较之《聊斋》要更多些，但论及故事的复杂完整性以及人物形象的多样性，《聊斋》就显得更加细致和形象。

关于这些出色的异类女性，我们可以将她们主要分成善恶两大类来看。其中，善良的异类女性主要有良师益友、贤妻良母、贞洁烈妇三大种。在善良异类女性的塑造过程中，纪昀和蒲松龄有很多相近之处，尤其是在塑造贤妻良母型的异类女性身上，两位作者都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赞赏。在他们的笔下，此类异类女性一旦与人类相结合，就必须抛弃自己原有的身份和天性，转去遵守封建的道德准则，努力成为符合当时社会定义的贤妻良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封建礼教教化人心至深。

仔细比较下来，两者又略有不同，这主要还是和作者个人人生经历的不同有关。例如在蒲松龄眼中，良师益友型的女子才是人生伴侣的最佳选择。蒲松龄自身出身较为贫困，又是个读书人，在正统儒家教育的熏陶下，他认为亦师亦友般的妻子不仅是一位志同道合的同道者，更是一位可称作管鲍之交的人生知己。这也可以看出来蒲松龄对于男女之间纯粹感情的追求，他欣赏并且极其渴望拥有一位这样的红粉知己，来帮助自己更好地达成人生目标和追求。

而纪昀则不同，他更多得是选择站在封建统治阶层的角度来描写女性形象，他认为男尊女卑的悬殊地位之差是不可改变的，因此由他撰写的小说中是绝不可能出现劝夫苦读上进的女性形象，相反他更多地是想突出女性仅仅只能通过自身的行为来间接教育丈夫。除此以外，在关于女性的贞节观的问题上，两位作者也表达了不同的见地。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大多性格热烈洒脱，在爱情方面展示出绝佳的主动权，而纪昀则不断颂扬和标榜那些可守贞洁的女性，以此来表达他对社会女性的期许和要求。

除了善良的异类女性，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爱搞恶作剧甚至狠辣害人的女子。二者撰写这类人物的主要目的都是想借此来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价值，以此来作为一种道德劝喻。而且，和这种女性有关系的男子大多也下场惨烈，作者也是想借此来告诫男子要禁得住诱惑，同时警醒世人切莫作恶、背德，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弥补了当时社会上法律的空白。

另一类描写较多的，则是人类女性，相比于异类女性随性潇洒，人类女性显得更加实际可靠，也因此作者的描写也变得更加贴切生活。通过查阅两本书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将她们主要分为家庭和社会两个视角来评判。 其中，家庭视角下生活的女性大多为母、女、妻、妾、婢女等等，而社会视角下的人类女性则更加多样，例如侠女、商妇、妓女乃至尼姑等等。相比较而言，《阅微草堂笔记》中所撰写人类女性形象身份则显得有点局限，主要是妻妾婢三种，偶尔涉及尼姑、妓女等身份。

因为纪、蒲两人都是在正统封建教下成长的，自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再加上当时社会不断宣扬封建男权的主流价值体系，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他们笔下母、妻、妾三类女性形象背后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在他们心中，一位完美的女性就要具备贤良淑德、恭敬孝顺的品质，尤其是在结为夫妻之后，其心上之人便不可轻易更改，否则就是为人不齿、为夫不容。

这样的女性更像是一个没有自己主观思想的机器，全部身心都为家庭所牺牲，尤其是以妾身份生活的女性，她们不仅不能违背丈夫的命令，还要接受家中正妻的不合理要求，即使遭受谩骂毒打，也决不能反抗，这种没有反抗意识的形象，足以体现出封建礼教下女性所背负的无理桎梏。

虽然作者描写的主观传统思想大致相同，但是二者的写作重点却有所偏差，这也导致了他们作品所产出的价值观也有些许的矛盾和不同。蒲松龄更愿意歌颂那些具有独立意识的侠女和商妇，在这类女性身上，她们不再是男性的附庸，而是具有主导权和话语权新女性，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蒲松龄对于此类女性的欣赏和赞扬。此外，蒲松龄还极其爱描写一些痴情女子形象，她们往往对一些穷苦书生一见钟情，即使越过千难万阻也要与君在一起，彰显了非君不嫁的忠贞形象。

而纪昀则更愿意利用社会视角下的女性去表现自己理想中的人文关怀，相比于蒲松龄，他不曾主动描写一些特立独行的新女性形象，而更多的是一些符合封建礼教思想的妇人，这也反映出了他的思想更加保守和封建。而且，纪昀还钟爱于描写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形象，在他眼里，这些女子统统可以称为“奇女子”和“女侠”。在他笔下被称颂表扬的女性，并不同于蒲的痴情，而是因为她自身的才能和品质，这也从另一种角度表明了纪昀是以人文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社会中的女性。

在我国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儒家的礼教观念中，也是极其否定女子拥有极佳的才学和德育。过于能言善辩和聪慧机颖的女性大多被视为不贤不德，甚至被定义为失贞，这也反映出了封建主义下极强的男权思想。但是纪昀却敢于打破这些传统教条主义，从未将这些具备才智见地的女性化为不贤、不淑、不贞的行列中去，而是多加赞美和称颂，这也体现出了他个人有别于传统、极具进步性的卓越思想。

二者之所以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展现出较多的不同点，主要还是个人的人生经历脱离不开关系。纪昀这个人，仕途相较大多数人都显得极为顺遂。他本人是清代一位著名的学者和高官，三十岁时就考中进士，当官后一路升至礼部尚书，同时协办大学士和太子少保，还曾担任过《四库全书》的总纂使官，可谓是深受当朝皇帝乾隆的喜爱和眷宠。

所以，他的一生可谓是前路平坦、顺风顺水。正是这样的经历才决定了纪昀不可能过于深刻地认识底层百姓的困苦，也很少表现对社会不公的不满。所以在写这本书时，纪昀更像是一个教化者，他更多得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统治者的身份来劝诫世人，但蒲松龄却与之大有不同。

蒲松龄自小就生活在战火频发、灾害环生的年代，明末清初的动荡社会给他展现了太多民不聊生的景象。蒲松龄本人谈不上太过聪慧，虽然他十九岁时就考中了秀才，但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都未曾再进一步，一直到他七十二岁的时候才成为一名贡生。

此外，他家境还十分贫苦，所以他若不能通过科举来帮助仕途高升，那么他的一切抱负最终都将付诸东流，再无重见天日之时，这也造就了蒲松龄一生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所以相比于纪昀，他日常更多接触的则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些黎民百姓，所以他更加能知晓和理解社会的黑暗、百姓的穷苦、女性的悲哀。因此从他的笔触来看，他更像是一个和书中人物并肩成长的同行者，一路上见证和感受着他们的悲欢离苦。

正是这样巨大的人生经历差异，二者才塑造了大为不同的女性形象。但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和本不可磨灭的男权意识，他们都将家宅不宁的最终原因归结到女性的善妒之上。他们并没有看到婚姻背后女性所具有的悲苦命运，也无法真正意识到这些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给她们带来的痛苦。所以，他们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异类女性，想要借她们之手来教化女性。

结尾

女权主义最早来源于长久的性压迫下，女性反抗意识的觉醒。从历史长河中来看，女权可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最初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我国内，一时间社会浪潮翻涌，人们的思想也就此发生改变。

目前，中国女性的权益大多都已经获得了法律的保护，基本上实现了男女权益的平等，女性的地位和意识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尊重。

而《聊斋》和《阅微草堂笔记》基本都撰写于清朝时期，当时社会还处于男权封建主义的笼罩之下，女性可谓是生活在社会底层，地位十分卑微，所以她们的情感和智慧常常被家庭和社会所忽略，一度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为正确的主流观念来束缚着女性。

虽然这两本书所宣扬的主题价值并不可能超越现在，但是纪昀、蒲松龄所描写的女性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性，这也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影响作用。所以多加研究和探讨两者的区别和相近之处，对于女性权益的保护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参考文献：

《聊斋志异》

《阅微草堂笔记》

《中国经学史》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