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二年（1206年），当铁木真在斡难河畔被尊为成吉思汗时，临安城内的南宋君臣尚未意识到，这个崛起于漠北的政权将成为他们最顽强的对手。
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联合灭金后，南宋进军开封、洛阳的举动激怒了窝阔台。但此时的蒙古主力正西征花剌子模，对南宋仅采取间歇性劫掠：嘉熙三年（1239年）成都陷落，淳祐元年（1241年）襄阳被破，蒙军皆弃城北返。直至蒙哥汗即位（1251年），灭宋方成为国策。
宝祐六年（1258年），蒙哥亲率主力攻蜀，却在钓鱼城下殒命。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1260-1264年），再度为南宋赢得喘息之机。待元朝确立“先取襄阳，浮汉入江”的灭宋方略时，南宋已多坚守了二十年。
江淮流域的水网让蒙古铁骑举步维艰。德祐元年（1275年），元将伯颜在丁家洲之战中击败宋军水师前，蒙古人用了整整四十年才突破长江防线。四川盆地更是天险重重：余玠修筑的钓鱼城、苦竹隘等山城体系，将蒙哥大军阻挡三十六年；直到祥兴二年（1279年），重庆最后一座堡垒才告陷落。
气候差异同样制约着北军。至元十一年（1274年），阿术率军围攻扬州时，元军因暑热瘟疫减员三成。这种“六月师老，兵疲粮尽”的困境，在蒙元南征史上反复出现。
名将孟珙构筑的荆襄防线，曾让窝阔台感叹“南朝有人”。其在江陵城外挖掘的“三海八柜”水利防御体系，使蒙古骑兵无从施展。余玠治蜀期间（1243-1253年），不仅重建钓鱼城，更推行“依山筑城，恃险拒守”战略，将川东打造成立体防御网。
普通军民的血性同样不可忽视：襄阳坚守六年（1267-1273年），樊城破时守将牛富率死士巷战而亡；常州保卫战（1275年）中，两万百姓与守军战至最后一刻。这种“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气节，延缓了元军推进步伐。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南宋最终虽亡，但其抗元历程揭示了地理环境与战略韧性的深刻关联。当襄阳城头的“宋”字旗落下时，欧亚大陆上最后一个抵抗蒙古帝国的政权，用四十五年写下了冷兵器时代防御战的经典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