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底的梅硐山区,正值寒冬,敌军的封锁线越收越紧。
一处普通农户的墙壁上,突兀地出现了两行用炭笔写下的标语:“全民行动起来,实行抗租抗粮,抗税抗债,组织抗捐军”“刘湘是屠杀四川工农劳苦民众的魔鬼!”
这时,躲在农舍夹墙中的李桂英,正是长征途中掉队的女红军。
她已经身怀六甲,不能再随部队转移,而墙上的标语,正是红军隐蔽在此的信号之一。
军阀刘湘接到密报后暴怒,命令部队在梅硐展开地毯式搜捕。李桂英能否躲过敌人的重重封锁?
“扩红”行动中的关键作用1933年9月,李桂英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反“围剿”斗争取得了接连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在江西省迅速扩大,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些成果,李桂英被调往地方工作,担任会昌县委妇女部长。
在会昌,李桂英面对的是一个农业县,这里的妇女大多数时间都在田间劳作,生活节奏由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决定。
她开始组织小组会议,定期在村庄的公共场所举行,介绍革命的意义和女性在革命中可以扮演的角色。
作为会昌县委妇女部长,李桂英还负责组织“扩红”工作,即动员更多的乡村青年加入红军。
她与各村的党员密切合作,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招募活动,这些活动通常在晚上举行,以避开国民党的耳目。
她亲自到各个村庄,用真挚的话语和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加入红军的重要性。
在她的努力下,数百名青年响应号召,加入了红军,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首次听到关于共产党的信息。
随着“扩红”工作的不断推进,李桂英的名字在会昌乃至周边地区广为人知,她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由于她在“扩红”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李桂英很快被提升为粤赣省委妇女部副部长。
在这个更高的职位上,她制定了更加详细的动员计划,包括培训村级妇女领导,使她们能在自己的社区内有效地推广革命理念和动员更多人参军。
在她的领导下,粤赣边区的“扩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革命力量进一步扩大。
她的工作得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高度评价。为了表彰她的成就,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她“扩红模范”光荣称号。
1934年,李桂英的成就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在这次接见中,毛主席对她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他强调了妇女在革命中的重要角色,特别是李桂英在动员妇女参与革命方面所展示的领导能力和奉献精神。
加入长征的历史征途1934年10月,李桂英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的30名女红军之一,跟随部队踏上了长达数万里的艰难征程。
在长征初期,李桂英被任命为中央卫生部运输连的政治指导员。她负责带领200多名战士,承担搬运医疗器械的任务。
在长征的每一段路上,这支运输队伍必须始终紧跟主力部队,既要保证医疗物资的完整运输,还要在沿途配合救护那些在战斗中负伤的同志。
长征之路充满险阻,敌人的封锁线不断逼近,后有追兵,前有围堵,稍有不慎便可能全军覆没。
运输连肩负着沉重的担子,医疗器械是伤员救治的关键,一旦丢失,便可能对整个队伍的医疗保障造成致命打击。
李桂英和战士们用肩膀扛起这些沉重的物资,在崎岖山路上艰难行进。
中央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接连突围,李桂英和她的运输连战士们常常在敌军的火力覆盖中拼死完成运输任务,他们依托地形迅速隐蔽,将医疗物资安全转移。
一次次的封锁线突破中,李桂英总是坚持与运输连的每一名战士同行,哪里任务最重,她就出现在哪里。
当中央红军成功完成四渡赤水的战略转移后,红军川南纵队成为敌人新的目标。纵队仅有千余人,却牵制了蒋介石调动的10余万追击部队。
这是一场极为不对称的较量。蒋介石抽调尾随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嫡系部队,同时联合云贵川地区的军阀武装和地方团队,对川南纵队展开了“三省会剿”。
生死考验与潜伏已有数月身孕的李桂红,因身体的限制,难以跟随纵队继续行军。
她的行走越来越困难,身体的疲惫和环境的险恶让她逐渐落后于队伍的节奏。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纵队的领导人为了确保她的安全,同时避免拖累整体部队的行动,最终决定将她安排在长宁梅硐山区隐蔽,由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陪伴,并交由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梅硐山区地形复杂,隐蔽性较强,是当时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活动据点。
李桂红和阚思颖抵达梅硐后,梅硐区委立即组织人手,妥善安排她们的藏身之地。
李桂红身体行动不便,阚思颖便始终陪伴在身边,协助她处理日常生活。
在哨棚设立的同时,当地的地下党组织迅速动员附近的群众,一方面确保李桂红和阚思颖的安全,另一方面收集敌人的动向情报,以防敌军突然搜山。
山中的日子并不好过,环境潮湿,生活条件极为简陋。
李桂红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再加上临近分娩,她的行动越来越受限制。
余泽鸿是当地的一名地下党员,他主动提出可以将李桂红转移到他家中隐藏。这一建议被迅速送至梅硐区委。
区委书记邓楷和阚思颖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这个计划虽然冒险,但却是当时最为现实可行的办法。
敌军的搜捕行动正在加紧,如果李桂红继续留在山中,随时可能被发现,转移到余泽鸿家是一种赌上风险的选择。
转移计划定下后,王树三以保长身份加强了哨棚的巡逻,表面上是为“防守”红军的活动加紧戒备,实则通过这种方式掩护区委和两名女红军的动向。
在交通员和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李桂红和阚思颖逐步从山区转移到了余泽鸿家中。
余泽鸿家的房屋地处隐蔽,屋内还有夹墙,是躲避敌人追捕的理想藏身之地。
刘湘的搜捕在梅硐黄金山的一处农民家墙壁上,出现了两幅红军标语。
标语内容直接号召群众反抗压迫:“全民行动起来,实行抗租抗粮,抗税抗债,组织抗捐军”;另一幅更是直接点名刘湘,揭露其对四川劳苦大众的残酷剥削和镇压,称他为“屠杀四川工农劳苦民众的魔鬼”。
密报很快传到了刘湘手中,消息指出这些标语是女红军所写。
刘湘得知后,怒火中烧,认定这是红军的公开挑衅。他立即召见手下的王逸涛,对他严加斥责,指责他搜剿红军不力,称“匪迹未干”,意指他并未尽全力清除红军残余势力。
他随即命令王逸涛设立秘密电台,与重庆行营及四川保安司令部保持直接联系,以便随时掌控梅硐地区的情况,并“防止泄密”。
敌军加强了对梅硐山区的搜捕,巡逻队频繁出现在村庄和山林中,重点盘查来往人员和民居。
黄金山附近的老百姓深知红军在这里的活动,也明白女红军可能是标语的作者,但却没有一个人泄露红军的行踪。
李桂红和阚思颖在地下党员的协助下,藏身于余泽鸿家的夹墙中。
敌人加紧了对村落的搜查,几次靠近余泽鸿的家,但始终未能发现她们的踪迹。
余泽鸿一家早已做好准备,每当搜查队靠近时,家人便按照事先计划,通过安抚、拖延等方式打消敌人的疑虑,甚至在搜查队进入房屋时,主动引导他们去一些事先布置好的空房间搜查,避开藏匿之处。
在搜捕的紧张形势下,地下党员王树三以保长身份的便利,频繁出入山上哨棚,与村民保持联系,同时将敌人的动向及时传递给区委和红军。
他巧妙利用自己的身份,一方面对外装作配合敌人的追剿,另一方面却暗中帮助红军规避风险。
为了掩护女红军的行踪,他甚至在墙壁标语被发现后,主动向敌人“建议”加强对其他村庄的搜查,从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
重返革命之路1935年底,李桂英在余泽鸿家夹墙内,克服了极度恶劣的环境,成功产下了一名男婴。
夹墙昏暗逼仄,通风极差,四周弥漫着潮湿的气息,几乎没有任何舒适可言。
这样的地方能坚持分娩,完全依靠当地村民和地下党人的精心安排和悉心照料。
余泽鸿一家早已提前准备了必须的草药和简陋的产后用品,同时安排信得过的村妇帮忙接生,过程虽然隐秘但异常艰难。
婴儿出生仅两天的夜晚,村里最熟悉地形的几位妇女趁着夜黑悄悄潜入余家,接过襁褓中的孩子。
妇女们为了防止哭声暴露,用布条轻轻捂住婴儿的嘴,同时加快脚步,将孩子小心地送到了共产党员、保长胡治国家中。
胡治国和妻子早已知情,他们夫妇没有生育,一直以“捡来的娃儿”这一借口掩盖婴儿的真实身份。
就在村妇完成任务后不久,周化成的部队开始了一次突击搜查。
他们对村中几乎所有的民居逐一排查,甚至用枪托敲打墙壁,试图找出隐藏的红军。
余泽鸿一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家中所有的东西都被事先布置得井井有条。
夹墙的位置被木板和杂物严密遮挡,没有露出任何蛛丝马迹。
搜查的军官最终一无所获,带着部队离开,但余家的人丝毫不敢松懈。
到了1936年1月初,李桂英产后刚刚四天,身体尚未恢复,但为了避免暴露和拖累村里的同志,她决定立即离开梅硐,寻找部队。
离别的清晨,两名熟悉山路的梅硐游击队员赶到余泽鸿家中,负责护送李桂英和阚思颖转移。
李桂英离开后,婴儿在胡治国家逐渐安顿下来,村里的日子看似恢复了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