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乾兴元年（1022）年，岭南的暑气在雷州半岛的夏天翻涌如沸，寇准推开临海驿馆的竹窗时，咸涩的海风裹挟着雨水浸润后的凉意扑面而来。
这位五年前还在汴京枢密院执掌军政的宰相，此刻望着庭院中葱郁的树木在风中簌簌作响，忽然捕捉到几声清脆的莺啼，恍然间竟与洛阳故宅后院的鸟鸣声叠合。
他提笔写下：“岭外炎蒸当盛暑，雨余新馆觉微凉。最怜夏木青阴合，时有莺声似故乡。”这二十八字里藏着双重时空的倒影。岭南的苦热与雨后的清凉交织，异乡的绿荫与故园的莺声重叠，将贬谪者的孤独酿成了诗。
暮色里的海康西馆（时为天宁寺西馆，即如今十贤祠内的寇公祠）总让寇准想起初抵雷州的秋夜。那天海潮退得特别远，月光把空荡荡的沙滩照得如霜如雪，他独自倚着朱漆剥落的栏杆，听着更漏声在寂静中滴落。
“风露凄清西馆静，悄然怀旧一长叹。海云销尽今波冷，半夜无人独凭栏。”墨迹在宣纸上洇开时，他忽然意识到，当年澶渊城头叱咤风云的气魄，如今竟化作了对着一海冷月长叹的书生。
雷州的山水终究以它特有的方式抚慰着失意者，某个深秋，他踏着月光来到城外的广教寺，“十里寻幽景，寒泉几派分。僧同云夜坐，雁向草堂闻。”古刹的钟声里，老僧的蒲团上落着经年的松针，南归的雁阵掠过草堂檐角，这些清冷的意象在诗笺上凝结成禅意的露珠。
雷州的岁月并非全然晦暗，友陈司马的邀约显得尤为珍贵，“颍川公子重宾僚，花竹开筵远见招。饮至夜深人欲去，飕飕风雨响芭蕉。”竹影婆娑的宴席间，芭蕉叶上渐密的雨声里，贬谪之地的清苦竟也酿出了几分诗意。
有时公务之余策马城郊，英灵（现附城镇英山村）陈司马的宅邸前，“公余策马到英灵，幸有官僚伴使星。人物熙熙风景盛，好将佳会入丹青。”同僚们的谈笑风生间，他恍惚看见当年汴京琼林宴上的自己，只是笔下丹青已从庙堂画卷变成了岭南风物。
寒暑交替间，雷州的海风湿气终究侵入了老相国的肺腑。在那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寇准在州衙的东厢房辗转难眠，案头的药香与灯花的毕剥声交织成独特的韵律。
当岁月将雷州的湿热浸入骨髓，《病中书》成为生命暮年的残酷注脚。“多病将经岁，逢迎故不能。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壮志销如雪，幽怀冷似冰。郡斋风雨后，无睡对寒灯。”病榻上的诗句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生命的本真，曾经叱咤风云的壮志在岭南的瘴气里消融
“多病将经岁，逢迎故不能”。这平平无奇的陈述句，却道尽英雄末路的悲凉——曾经“百官逢迎”的宰相，如今只能“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药录与医僧的意象，构成对士大夫身份的双重解构。典籍从治国方略退化为药方集注，宾客从文武百官缩减为看病沙弥。
在这种身份坍塌的废墟上，“壮志销如雪，幽怀冷似冰”的比喻显露出惊人的美学暴力。昔日澶渊城头的豪情，竟如春雪般消融殆尽；而沉淀的愁思，已在灵魂深处冻结成冰川。最刺痛的莫过于尾联“郡斋风雨后，无睡对寒灯”，那在风雨中飘摇的何止郡斋的灯火？更是生命烛照将尽的最后微光。
他时常在晨昏交替时翻阅这些诗稿，临海驿的莺声、曹氏园亭的海云，这些岭南风物经过诗心的点化，竟在贬谪的苦楚里开出了奇异的花朵。
雷州一年多的光阴在这些诗句里层层累积，最终凝成中国贬谪文学史上一块独特的琥珀。当后人翻开诗集，不仅能触摸到那个在澶渊之盟中力挽狂澜的政治家风骨，更能遇见一个在岭南的烈日与海风中寻找诗意栖居的文人灵魂。
海康西馆的冷月与广教寺的晨钟，陈司马宅邸的芭蕉夜雨与曹氏园亭的暮云平野，这些被诗句定格的瞬间，让雷州这片曾经的蛮荒之地，永远留下了北宋最伟大政治家之一的体温与心跳。
在雷州半岛最后的日子，这位白发诗人或许曾倚杖立于海礁之上，看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此刻他的心中，是否会想起当初读《霍光传》时“不学无术”的自嘲？以及曾经对自己“在朝廷不会做人，以致于今日被贬”的反思？我们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当他的灵枢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闰九月北归洛阳时，那些镌刻在雷州红土地上的诗句，早已在南海的季风中，生长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片竹林——其根系深扎于贬谪文学的土壤，枝叶却永远向着精神的星空舒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