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谭其骧教授主持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堪称里程碑式著作。该图集在编绘过程中引发的"历史中国"界定标准之争，不仅关系到学术认知，更涉及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议题。
一、历史中国论的理论建构
谭其骧提出的"历史中国论"突破了传统中原中心史观，主张以清代全盛时期（1759-1840）的疆域为基准框架。这种理论创新基于两个核心要素：其一，将历史上活动在清帝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均视为中华民族组成部分；其二，采用"首都定位法"处理跨境民族问题，即以政权核心区域是否在清代疆界内作为归属判断依据。
这种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1950年代的特殊历史语境下，既要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叙事，又需回应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诉求。通过将清代疆域确立为历史中国的法理基础，既避免了单纯以汉族政权更迭作为历史主线的局限性，又为现代中国版图提供了历史连续性论证。
二、理论应用与争议案例
在具体操作层面，谭其骧团队将理论原则细化为可操作的制图规范。北宋地图中东、西喀喇汗王朝的差异处理（东喀喇汗上色、西喀喇汗留白），元朝地图中察合台汗国与伊尔汗国的区别对待，都严格遵循"首都定位"原则。这种处理方式在学界引发持续讨论，尤以高句丽问题最为典型。
关于高句丽归属的争议，本质是历史解释权之争。朝鲜学界基于《三国史记》建构的"海东三国"体系，与谭其骧的"首都迁移说"形成直接冲突。按照历史中国论标准，高句丽迁都平壤前（公元427年前）属中国边疆政权，迁都后则归入朝鲜历史范畴。这种动态判定方法在东北师范大学张博泉等学者看来存在逻辑悖论，他们指出高句丽始终在汉四郡故地发展，其疆域演变从未脱离中原王朝传统势力范围。
三、理论局限与学术反思
历史中国论在实践中暴露的局限性，在嚈哒政权处理上尤为明显。该政权鼎盛时期（5-6世纪）控制着塔里木盆地至阿富汗的广阔地域，按谭氏标准本应整体留白。但图集编纂者采取折中方案：将塔里木盆地部分上色，仅标注"嚈哒属国"。这种"选择性上色"现象反映出理论框架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张力。
张博泉、魏存成等学者在《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中提出的批评颇具启发性：以现代国界反推古代民族归属，本质是"时空错置"的认知误区。他们主张回归具体历史语境，通过考古遗存、行政建制、文化认同等多维度进行综合研判。这种观点在近年"新清史"讨论中引发共鸣，促使学界重新审视"版图决定论"的适用边界。
四、理论重构与现实启示
历史中国论的价值不应简单否定。其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决定了理论构建必然带有现实政治考量，正如俄罗斯史学界对西伯利亚历史的阐释逻辑。这种"以今溯古"的叙事策略，本质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普遍现象。
但在学术层面，需要建立更精细的分析框架：首先，区分"历史中国"的政治地理范畴与文化辐射范围；其次，建立动态的"层级隶属"概念，承认边疆政权的双重属性；再次，引入"记忆场域"理论，重视不同族群的历史认知差异。正如法国学者诺拉所述，历史记忆的建构本质是不同群体"记忆争夺"的过程。当代学者孙靖国提出"叠合疆域论"，尝试在谭氏理论基础上构建更具弹性的解释模型。该理论强调中国历史疆域的多层叠加特性：中原王朝直辖区、羁縻统治区、文化影响区构成同心圆结构，不同历史时期各圈层的伸缩变化构成"中国"概念的动态边界。
谭其骧的历史中国论作为特定时代的学术产物，其价值不仅在于构建了系统的历史地理认知框架，更在于引发持续至今的学术争鸣。在全球化与地方认同交织的当代语境下，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现实需求、协调学术理性与政治叙事，仍是需要持续探索的命题。或许正如葛剑雄教授所言："历史地图的绘制，本质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既要尊重史料本真，也要理解时代诉求。"这种辩证认知，或许才是对待历史疆域问题最可取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