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某地的初三年级进行了一次语文测试，试卷中有一道阅读理解题，内容摘自河南省汤阴县的一位校长，在去年发表的小小说——《杜鹃花落》。

这位校长姓李，名佳前，汤阴县文星中学的校长。同时，他还拥有一个中小学“高级教师”的职称。如此看来，这位校长应当是一位才德兼备的人物。

那么，由这位校长创作的小小说，应该也是“很有水平”的。然而当这位校长的这篇小小说出现在成都某地初三年级的试卷上时，却立即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怒骂声。

几乎所有看过这篇小说的人都在指责，并且怒骂这位李校长，说“他在美化侵华日军”、“他很可能是个汉奸”。

随后，河南教育部门就发出公告说，已经将李佳前免职，然而网友们仍不买账。有人开始怀疑：这位校长写出这样的小说，要么就是“行走的50万”，或者还有别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们的教育队伍被什么东西‘侵蚀’了”‘、’“中国的教育完了”、“中国文化阵线危机重重”，这是很多网友的疑问和担忧。

那么，李佳前这篇《杜鹃花落》到底写了些什么，为什么会激起如此大的公愤呢？

通过搜索，我在某平台读到了这篇小小说的全文。故事的内容其实非常简单，主角是日军大佐岗田，以及他的儿子。

岗田的儿子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材生”，他从日本来到中国探亲，结果乘坐的军车遭到了八路军的攻击，他被抓走了。

岗田不知儿子的死活，但是他心里认为八路军多半已经将他的儿子杀掉了，于是他想替儿子复仇。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岗田指挥日军，猛烈地向八路军游击队发起了攻击。

战斗过程中，对面有一个人朝着岗田举起了“白旗”，但是岗田不肯接受对方的“投降”。为了给儿子复仇，岗田要“赶尽杀绝”，他果断地指挥手下朝对面开枪，结果日军打赢了。

打扫战场的时候，岗田在对面的战壕里找到了自己儿子的尸体，儿子的身上没有穿衬衣。因为他的白衬衣，就是岗田之前看到的那一面“白旗”。

李佳前这篇小小说中有好几个具有极大争议的点，首先是他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用的是日军大佐岗田的视角。

在交代“敌我”双方关系，以及事件的起因、经过的时候，李佳前也一直用的是侵华日军军官的口吻。

因为这个缘故，在他的原文之中的“八路军”就成了“共军”。在描写八路军游击队撤退行动的时候，他就用到了“逃窜”这样的贬义词。

除此之外，李佳前还通过这位日军大佐的内心独白告诉读者，他的这个儿子“从来不参加军事活动”，这个就让中国读者看了很不舒服。

很多人读了这篇小说之后认为李佳前明显是在“美化侵华日军”，关于这一段往事，日本至今有大批的人不认为自己有错，而中国国内也有一批“精日”分子一直在颠倒黑白。

以前这样的文章，大家只在网络上见过。但是像《杜鹃花落》一样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初三语言试卷，好像还是首次。

李佳前是中小学的高级教师，又是党支书兼校长。身为国家教育战线上的干部，他这样干不是想给中学生“洗脑”吗？

对于这件事，网上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李佳前这篇小小说的创作初衷肯定不是为了美化侵华日军，但是他明显是在美化二战时期的“日本人民”。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李佳前在这篇小小说里面，多次运用到了杜鹃花的意象，来传达“反战信息”。

杜鹃花在中国文化里面象征的是什么？中国有“杜鹃泣血”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杜鹃是古蜀先王杜宇的化身，它象征的是爱与善良。

由于杜鹃是火红色的，所以在过去的抗战文学中，又特别喜欢以杜鹃来赞美“英雄”，歌颂他们的“热血”与“忠诚”。

李佳前在第二段描写杜鹃花时，最末写道：“连片的杜鹃花铺将开来，没有惊艳的感觉。终让人感觉到是萧条的晚秋，一片落花满地的烂泥塘。”

这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作者是在八路军的战死比成“落花”，并且八路军战士是死在“一处烂泥塘里”，并不会让人觉得“惊艳”。

当然，这个想法仍然是属于“日军大佐岗田”的人物心理活动，不等于就是这篇小小说作者李佳前的真实想法。

在接下来的描写中，当日军在战斗中残杀八路军游击队员的时候，李佳前又用到了杜鹃漫天飞舞，像是一场“洒向空中的花瓢祭礼”，来描写战斗中的血腥场面。

这样的描写，很容易让人联想作者李佳前是用这样的手法，故意在淡化处理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

不过在文章的最后一段里，当李佳前再次用到杜鹃花意象时，却是用它来代表岗田因为“误杀了儿子”在悔恨与悲痛之下喷出的一口老血。那么，这个应该怎么解释呢？

其实造成这样的结果，是由于李佳前在创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抛开了自己作为一名“侵华战争受害者后人”的立场，他试图用与这段战争完全不相干的“第三人”立场去解读人性。

中国有很多大导演，也干过和李佳前一样的事。他们这些人多半是觉得，在我们过去创作的抗日题材文学作品中，把侵华日军的性格“描写得太不立体了”。

他们认为侵华日军虽然是侵略者，但是他们也有“人性”。未知李佳前对日本侵华是符合看待的，但是他这篇小小说却不是为了谴责侵华日军而创作的。

李佳前的目的是想说明，世界上的一切人类本性都有善良的一面。岗田儿子来中国探亲，他本身是没有错误的，他是因为父亲的错误而死掉的。

而这位大佐父亲，在看到儿子被自己误炸身死之后喷出来的那一口血，也和杜鹃花一样，是火红色的。

在小小说这样的不断引导下，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在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日军的血也是红的，他也是他们本国的“英雄”。而他的儿子——即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善良、无辜的人。可是这个结论，一直存在很多的争议。

在日本右翼没有死绝，日本高官还在每年拜鬼的情况下，中国文化“精英”主动通过文艺作品挖掘“日本人”的“人性”，其实很难让人不觉得他们的行为是一种“汉奸行为”。

这就好比当初汪清卫那一班人一样，总是试图在中日两国之间“说和”，并求取一个“平衡”。因为他们都一样，都主动放弃了是非黑白的“正义”立场。

之前陆川导演拍《南京大屠杀》的电影的时候，同样因为想要把侵略者塑造得更加立体，于是在片中刻意展现日本人的文化，引来了争议。

这些很可能都不是他们的初衷，但是很难不造成这样的“后果”。一些文学精英，总是试图利用小说和影视的形式，来传递一点自己的“真知灼见”，以达到“教化”人民的作用。

但是这种做法，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个人认为，如果一些文人打算“启蒙”人民，传递一点什么“普世价值”，建议像鲁迅一样直接写杂文，或是写议论文，写小说、写戏曲是不行的。

理由就是：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传达思想是隐晦的，它的思想内涵，会受到读者学识、阅历和个人的生活经验限制。

比如四大名著里面的《水浒传》，一些人读到，就觉得里面的人个个英雄好汉，而另一些人就觉得里面写的全是杀人犯，全是作奸犯科的人。

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对这部小说的评价自然就不一样了。《杜鹃花落》里面多次出现的杜鹃花，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抗日文化里面带有固定的“忠诚”与“英雄”形象。

当小小说末尾，“它”从日本大佐嘴里喷出来的时候，作者要怎么去说服大家相信他对这个侵略者所持的褒贬态度呢？

另外，李佳前这篇小小说进入试卷后，当时有一道阅读理解题，重点划出了日本大佐的内心独白，里面“从来不干预军事的宝贝儿子”几个字下加了重点符号。

又说“他只为到这里看老父亲一眼”、“他的命运令你心生惋惜吗？”然后出题的人，让学生围绕这件事情发表看法。

对日本这个“东京帝国大学”不了解的人，多半只能想到，“他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他学习成绩很好”，一些人可能还会因此共情这位日本大佐。

但是事实上这所大学，是日本当年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建的学校，他们学校的“高材生”毕业后大多被输送到了中国战场，一些还没毕业的后面也成了“神风敢死队”的成员。

所以李佳前因为这篇文章带来的恶劣影响被河南教育部门免职，一点也不冤枉，成都这边相关的出题人员因此被处罚，同样也是“罪有应得”。

个人觉得，中国有的小说家和编剧们，还是尽量别拿本国的民族伤痛和敏感题材作文章、写剧本了。身为受害者的后代，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替你逝去的先人们展现“宽宏大量”。

像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大家明明知道小日本至今仍然在狡辩，你怎么还能通过写小说，拍影视剧去拼命地表现日本人的“人性”呢。

你们这样干，难道是想让中国的学生，通过“自由联想”爱上日本人，然后再把历史的水搅得更浑，让后人无法知道历史真相吗？

最近莫言就因为《丰乳肥臀》中描写日本人的细节出现了争议，正在被人声讨，还有人说要代表人民向他发起上亿元的诉讼。

莫言小说的读者是成年人，成年人有自己的判断。李佳前这个事情更加糟糕，因为学校直接拿他的小说当成了阅读理解题，去给初中生们阅读。

初中生都还没有成年，他们怎么能够搞懂这篇小说里面的“曲笔”呢？再说这个阅读理解题里面，竟然还有“引导”学生去“怜悯”那个日本人的儿子的倾向。

如果学生对这个儿子抱有同情、怜悯的立场，那么对这个日军大佐该是什么样的看法呢？凡是考试必有标准答案，因为这个事我知道得相对晚了点，所以已经看不到那张原始试卷了。

也不知道在那份试卷预设的“标准答案”里面，到底是是“如何理解大佐儿子那令人‘惋惜’的命运的”。